皇上已经大雷霆，看样子不象是在做秀，诸位大臣赶紧爬了起来。余怒未消的朱厚熜说：“高拱，记下此节，念及初犯，每人罚俸三个月，着内官监自司礼监掌印吕芳俸禄中扣出，贴补给诸位大臣，让他这十年都白给朕干活领不到工钱！”

高拱“扑哧”笑了一声，然后赶紧正色说：“微臣遵旨。”接着又加了一句：“此事可要明邸报刊行天下么？”

“你高肃卿就知道跟朕戏谑取笑，登出去让内阁各位阁老、六部部堂长官和吕公公的面子往哪里搁！”经高拱这么一句插科打诨的话，朱厚熜也不再生气了，说：“好了，罚了你们的俸禄，朕的面子也保住了；有吕芳拿他自己的俸禄贴补，你们也不必担心一家老小饿肚子，咱们君臣接着议事！方才说了，节流由各衙门与户部去打擂台，马部堂这山西老抠掌国库钥锁，朕不担心你们把钱都糟蹋了。但有一条，大项支出中兵部用于九边和抗倭的军费开支、工部用于整修黄河的工程款，这都是关系国朝江山社稷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一定不许降。兵部、工部下来再将详情具文上报内阁转朕来看，我们再商议酌定。朕要说说这开源之事，高祖文皇帝永乐年间至仁宣两位先皇时期，每年市舶税也能收到百万两之多，如今怎地没有这一项了？”

如果说，皇上此前一直口口声声说的“嘉靖新政”还未见端倪的话，那么此刻，所有在场的内阁学士、六部尚书心里都泛起了同一个心思：原来嘉靖新政就是把皇上以前那些作法都尽数推翻啊！

这话当然是不对的，但在财政问题上也未必十分错，因为市舶司是在嘉靖手中撤消的，自然就没有市舶税可收了。

海外贸易可以赚取大量利润，但也容易积累大量资本，以致“富可敌国”，所以自宋代开始，中国就开辟了通商口岸并设立市舶司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并大力推行官本贸易，由政府经营来达国家资本，这个政策既符合国家经济展的需要，又可以避免大商人大资本家危及国家政权，在封建王朝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来自草原游牧民族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建立元朝二十一年（1284），也是统一中国第五年时，就在杭州、泉州两地设立了市舶都转运使。在明初大学士宋濂主持编撰的《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市舶”条目有记载：“二十一年，设市舶都转运使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可偏偏明太祖朱元璋不喜欢华人出海贸易，连下海捕鱼也加以禁止，定下了“片板寸帆不得下海”的禁令，于洪武七年（1374年）尽罢市舶司，后来明成祖朱棣多次派郑和下西洋招揽各番国来朝并进行朝贡贸易，就重新设立了市舶司，对外贸易收入和市舶税成为明朝国家财政的一大来源，一直到嘉靖二年生了“争贡之役”。

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海外贸易只能通过朝贡贸易这一种形式，日本被指定在宁波这唯一的港口入贡，其时正处在战国时期，战乱不休，各战国大名就胁迫天皇给予符验，争相入贡明朝以牟取暴利。嘉靖二年（1523年），两位大名大内氏和细川氏分别派遣使者来到宁波，因市舶司掌管太监受贿，在验收货物先后次序及接待宴会的座次安排上偏袒细川氏，引了一场争斗，大内氏的使者宗设杀死了细川氏的使者端佐，捣毁宁波市舶司的嘉宾堂，抢劫了当地仓库，从绍兴至宁波沿途烧杀抢掠，抓了不少明军军官士兵，最后夺船出海潜伏岛屿之上，追剿的备倭都指挥使刘锦也战死了，极大地震动了东南，史称“争贡之役”。

争贡之役起于官吏**、贪污受贿，也暴露出明朝沿海军备废弛的弊端，但朝中大臣们却错误地认为倭患起于市舶，主张闭关。嘉靖皇帝就听从了这些大臣的建议，罢撤市舶司，终止了对日贸易。这样做不但使国家少了一大财政来源，被断绝了财路的日本商人转而在中国海上与海盗、奸商勾结，从事武装走私，侵扰杀掠，沿海倭乱更加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