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天下子民，士农工商自有分野”，士大夫阶层为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官绅不纳粮当差是明朝自朱元璋开国以来便奉行的一条铁律，一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才改变。在一百多年前的嘉靖年间，突然提出“官绅一体纳粮”的主张，朱厚熜其实也犹豫了很长时间，本想等到清田结束之后与内阁商议妥当之后再施行，但既然已经提出了嘉靖新政，他也就顾不得朝臣们那如丧考妣的悲戚神情，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国朝以宗室为藩篱，以士子为根基，朕也晓得官绅家田地免税是祖制，祖宗成法在，后世子孙不可不守。可我大明两京一十三省两万余官吏、八万余太学府学生、十万余军官将佐、二百余万兵士健卒俸禄薪饷皆要出自朝廷赋税。若藩王宗亲不纳税，官绅士子也不纳税，朝廷赋税只能取之于百姓，百姓不堪重负，便只能将田土卖与藩王宗亲官绅士子，土地兼并之势必会愈演愈烈，长此以往，总有一日国库将会一空如洗，百姓也将一贫如洗，再不改制，便要改朝换代了！”

朱厚熜的目光扫视了太和殿上数百名官员，缓缓地却又语气坚定地说：“诸位大臣可当朕杞人忧天危言耸听么？我大明百姓生性温良隐忍，非是实在活不下去，决计不敢犯上作乱，却又为何各地一直民乱不绝、卫所官军疲于奔命？概因各地豪强官绅有地而不纳税，农民少地无地却要按户、按丁纳税，便是杂赋及徭役也要一应承担，百姓已然苦不堪言，丰平之年尚能勉强苟活，如遇灾荒，百姓无以为食，若地方官府因怕影响考功而不肯上报朝廷赈济灾民，反而加紧逼征赋税，必致各地百姓背井离乡逃亡外地，又或以暴力抗税抗捐，便酿成致乱之大祸。四方蜂起之时，莫说你官绅士子无法再安享太平，朕这龙椅怕也坐不安稳了！

“圣人云，为政不难，不得罪巨室。但朕以为，母诞一子，必哺育使之活；天生一人，必给食使之活。此天道之存焉，亦人道之存焉。岂有一二人夺百人千人万人之田地使之饥寒而天道不沦人道不丧者！天道沦、人道丧，则大乱之源起。民失其田，国必失其民，国失其民则未见有不大乱而尚能存焉！是故失田则无民，无民则亡国！宗亲贵戚及官绅士子之即得之利与列祖列宗的江山社稷比，与我大明之天下苍生比，孰与轻重！朕为大明江山社稷千秋万代永固计，自然要抑制豪强反对兼并，虽千夫所指、万矢穿心亦不悔也！

“宗亲官绅纳粮徼税只是其一，税法也应厉行改革。朕虽垂拱九重，你等时下位列朝堂之人却是多做过外任职官的，也该知道各地州县牧民之官最头疼的便是那种类繁多的实物赋税，征收之难与运送麻烦还在其次，送抵京城之后还每每被各衙门的吏员敲诈盘剥，若不得满足，便以各种理由挑剔甚至拒收，影响上下各级官吏考功不说，重新补征押运更是费神费力，这实物赋税可称得上是地方官员第一等难事了！而在民间百姓，缴纳各种实物赋税之时又不免为各地衙门胥吏层层敲诈盘剥，以致怨声载道。如此官民两难之事，当是一大弊政，也需革除。朕体念其难，待全国清田结束之后，即实行‘一条鞭法’，由户部重新确定两京一十三省各州县田赋，百姓除照例交纳科米粮赋之外，将其他各种杂赋一并折为现银，计亩征收，并将役银由旧制按户、丁征收改为以丁、亩分担，由户部匡算数额，仍按夏秋两季征缴。”

“我朝正统初年便在江南部分州县试行以银钱征收实物赋税，称之曰‘金花银’，简化征收手续，减少胥吏盘剥，百姓得了偌大实惠，无不交口称颂朝廷仁德。各地官府衙门却以散碎银两需铸成银锭有所损耗为由，加征赋税，名之曰‘火耗银’。物质不灭乃亘古不变之真理，火耗又从何而来？不过一干墨吏巧立名目，借机敛财罢了。更有个别州县竟将火耗加至三分，如此敲骨吸髓盘剥百姓，朕览之不胜骇然，翻遍史册也是亘古罕有！

“朕深知整饬纲纪矫治**之艰难，我大明官吏俸禄过低，难以养家糊口也是实情。京官照例有各地年敬、节敬，夏有冰敬，冬有炭敬，不一而足，倒也不无小补；各省府州县衙门例银连孝敬六部等各大衙门及接待过往上司显贵都不够，也只得靠那火耗贴补官吏家用。朕也不忍心让尔等饿饭穿百衲衣，待朝廷财政景况好转之后，自当为尔等加俸，实行高薪养廉。时下还需尔等与国同体，共担国难。今日朕便定下规矩，两京一十三省各地火耗以一分为上限，收归各省巡抚衙门掌管，为该省官吏养廉之银，由各省巡抚参酌治下富庶贫瘠之不同，将各州县划分等次，肥缺闲缺少补，瘦缺要缺多补，以示公平。各州县等次及养廉银之标准报内阁并户部备案备查。拿了朕的养廉银，若还不体念国计之艰、民生之苦，还要一意贪墨虐民，有太祖成法在，剥皮楦草也是咎由自取。纵使侥幸能欺瞒一时逃脱国法惩治，彼苍者天，岂能容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