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布伦男爵是德国国民经济学之父李斯特的拥趸，他从贸易保护主义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说起贸易保护主义，首先应理一下它和重商主义间的关系。德国国民经济学之父李斯特教授虽然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竭力批判了《国富论》中的自由贸易主义论调。但事实上，这仍然是对重商主义的另一种完善和丰富。他的意义在于使得后人逐渐摆脱了将重商主义等同于自由贸易主义这一片面认识。此后，自由贸易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两大学派间的对立局面开始出现。

说到重商主义，则又不得不提一下实行重商主义的前提。即，“国家要强盛。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是首要前提。其次是以国家的力量来推动重商主义。”作为早期的重商主义，主要强调的是国家对于获取金银等贵金属的重要性。随着科技的发展，交通工具的进步。商人的足迹遍布全球。建立一个世界市场已经成为可能。但仅仅依靠商人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有效避免在商业活动中所遇到的风险的。因此商人急需得到一个强有力的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开始趋向一致，国家为商人的经营活动提供有效的保护，商人则不断为国家输入大量的金和银。因此，民族国家也就被视为了推行重商主义最好的工具。

申布伦男爵把自己所坚持的建立在发展工业和贸易保护基础上的重商主义学说称为后重商主义，其核心的追求依然没有改变：输出劳务，获得金银。

他认为，英国和德国彼此给于了对方以贸易最惠国地位，不同的是，德国的总体关税偏高，而英国偏低三个百分点，一旦英国把从德国输入商品关税提高到和德国总体关税相当的水平，那么德国将无法做出有力的反击。

申布伦坦诚的说道：“这种贸易是彼此平等的，虽然我们更为受益，但这应该看作英国在其他方面需要我们帮助的一种回报。我担心，一旦这种和谐的贸易方式被打破，两国将陷入漫无边际的贸易保护大战，最终德国将深受其害，因为德国需要从英国殖民地进口大量原料并输出一定的工业品。在一定程度上，原料产地的地位更加难以替代。”

“那么，您对乌干达等非洲殖民地怎么看。”威廉十分尊敬的说道，毕竟申布伦男爵是和俾斯麦首相同时代的人，虽然稍微年轻了几岁。

“如果仅从经济上考量，乌干达是没有多大价值的，我们在东非的所有殖民地其实都没有太大价值。那里输出的主要商品是象牙，是对我国工业毫无帮助的一种原料。当地人口贫困，土地贫瘠，气候多变，瘟疫时有发生，即便内陆气候较好的地区，因为不通水路，想要有效开发只能耗费巨资修建铁路，这些从一个中等长度的时期来考量，是不划算的。我想，如果我们坚持和英国友好的政策不改变，那么不要说乌干达，就是整个德属东非都可以让给英国，只要他们能给出合适的价码。”申布伦男爵极其洒脱的说道，在他眼里东非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虽然不能说一文不值，但绝对是价值有限，如果能换取某些经济利益，一定是值得的，比如和英国的平等贸易权。

“没想到男爵不仅精通经济，而且对于殖民地事务竟然也如此熟悉。”威廉由衷的称赞道。

“谢谢陛下的夸奖。其实我是一直反对在那些条件恶劣的地区进行拓殖的，因为投资的回报过于低下。为此，我经常和殖民局局长凯泽尔博士相互讨论，所以对于非洲的一些情况还算熟悉。”申布伦坦诚的说道。

申布伦从纯粹的经济角度分析问题，让威廉的思绪豁然开朗，这年头土地都是可以折成钱算的啊！既然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德国不可能和英国为敌，那么必要的退让未尝不是以退为进，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

只不过，外交部的态度十分坚决，那就是乌干达绝不可轻易放弃——在并没有战争威胁的时候。

看来只有想办法说服亲英的荷尔斯泰因男爵的支持，说不定事情会有转机。威廉想到。</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