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苏东坡当杭州通判，有个营妓投书，申请脱籍从良。老苏大笔一挥：“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这是准了。消息传出去，另一个妓.女也要求从良，苏东坡又判道：“慕周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不允。”这回没同意。为啥一个准一个不准啊？因为这一位色艺绝佳，“艳帜冠全郡，先生惜其去”。所以，从这故事可以看出，古人是以比现在更开放的心态看待青.楼女子的。而且，社会上所说的妓.女概念，比现在说的性.工作者范围要宽广一些，有艺.妓和色.妓之分，前者主要从事艺术表演活动，像今日一些文艺工作者，娱乐明星，当时卖艺的女子地位也低下，如杨翠喜，也是可以买卖的，后者主要出卖色.相。

北大教授辜鸿铭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在报纸上发表一篇很有深度的文章，说：“妓.女这行当，在中国春秋时就有，管仲设女闾七百，用嫖资抽税来补充军费，所以该行业都拜管仲为祖师爷。才女薛涛小时候有诗句‘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被当成了妓.院门口的对联。可见这是件可以张扬的事。元朝妓.女，多和卖艺的分不开，两者职业有交叉重叠。元朝的宫廷教坊设在现在的北京东城一带，明朝时叫黄华坊。姑娘们请老师学艺方便。后来正德皇帝把整个艺术机构一锅端搬到宫里，那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红灯区。到清朝，闲杂行业一律轰出城，这才重心转移到宣武门外八大胡同。也就是说，纵观中国历史，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哪个朝代认为妓.女非法，朝廷历来将妓.女置于合法经营的青.楼之上，规范管理，提高了妓.女的文化水平，也给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二来也给国家增加了很多税收。可见，妓.女之与社会，并非如洪水猛兽，既非偷盗，又非抢劫，充其量只不过为淫，‘万恶淫为首’，罪责要归也只能归在淫的男人身上，于妓.女何干？而且如果妓.女的身份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她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不得不以一种老鼠的姿态生活,低调而且阴暗，昼伏夜出，抑或打着个合法的幌子，像《济公》中的九世妓.女，门口挂个卖豆腐的门帘，门内做着啊啊啊啊的勾当。”

在辜鸿铭的笔下，妓.女都倒成为一种神圣伟大的职业了，他还考证出：在国外，历史上盛行一种妓.女起源于宗教的说法，在大多数宗教祭祀活动中，有很多靠某种宗教礼仪来献祭的性活动。例如建立于公元前3000年的巴比伦王国就出现了妓.女，在汉摩拉比王当政时，神殿里除了男祭司、佣仆、工匠外， 还有不少很受人尊敬的女祭司， 她们通常来自有钱的家庭；另外，还有居于“神”与“祈祷者”之间服务的“圣职妓.女”，她们的收入似乎是神殿主要的经济来源。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描写巴比伦神殿里的妓.女说：“每一个当地的妇女在一生中有一次必须去神殿里，坐在那里，将她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的男人，直到有一个男人将银币投在她的裙上，将她带出与他同卧，否则她不准回家，女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她一定要和第一个投给她钱的男人一同去。当她和他共卧，尽到了她对女神的职责后，她就可以回家。”所以，那时做妓.女并不感到耻辱。西方的国营妓.院始于雅典的大政治改革家梭伦，他决定开设国营妓.院还受到群众的赞美，说这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需求；并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

章太炎则通过调查研究，写了一篇文章，说妓馆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上海的十里洋场，方圆二三里地之内，先后开张了几百家妓.院。妓.女的来源，主要是江浙两省的穷苦人家因天灾**无力偿还债务等原因，把稍有姿色的女儿卖入妓.院，当时妓.院的行话叫做“讨人”。那些姿色稍差、“档次”稍低或不愿意卖身当妓.女的，则到妓.院去当女佣人，赚几个工钱，当时的行话叫作“小大姐儿”，简称“大姐儿”。在妓.院里，大姐儿只管整理房间和接待嫖.客，也就是供应茶水、果点，一般不接客也不卖身，收入和生活水平比在一般人家当“娘姨”要稍高一些。至于妓.院中的龟奴、轿夫等打杂人员，则主要来自苏北扬州一带。总人数已经达到了十多万。而保留青.楼有几个显而易见的好处:

一、政府规范化管理，妓.女将被登记入册，通过颁发营业执照来管理，直接增加政府税收，妓.女不需将大部分收入交给老鸨或者黑保护伞；

二、.做婊.子无需立牌坊，让社会正确看待这一行业，避免歧视；

三、有利于对社会道德，设立红灯.区之后，男人们要想光临，势必会三思后行。

四、妓.女们的选择毕竟是在不损害更多人的情况下，让自己的状况变好。

宋骁飞和教育总长严复、司法总长梁启超、农工总长张謇、中国廉政总署署长谭翤同等人商议后，觉得当前这发展阶段，为了社会稳定和妓.女的合法权益，尊重人性的欲.望，还是暂且保留青.楼，由政府规范管理为佳。

沈佩贞等人不理解，依旧跑到国会里大闹。沈佩珍、唐群英等人趁参议院开会之机，竟然率领一群女子冲进会场，打碎参议院玻璃窗，一脚踢倒警卫兵，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宋骁飞大怒，下令解散“女子参政联盟”，女权运动在中国一时陷入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