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超象往年的春节样去窜门子。他冒着二十九日晚徐徐洒落的迎龙年的第一场春雨，说准确点是雨兼雪，雨中还夹带着叮叮响的雪籽呢。他妻子余凤洁听窗外冷风呼啸，屋内尽管依着个二千瓦的取暖器，也仅向着宅的那方有点热气，而整个大空间还是寒嗖嗖的。她去找出那条米色的长围巾，要他围上。他朝气逢勃地说：“这多俗气！让人瞧了，哪有一点年轻人的气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他又叹息地接着说：“我还有什么希望呢？”余凤洁微微一笑说：“你还年轻，张县长的位子还等着你呢！”曾国超不高兴地皱眉挤眼地说：“别人象这样说不奇怪，你也这样挖苦我就不应该了，我能把个木舟乡稳定得象我们中国就行了。”她忙自解地说：“今天是大年三十，当然要讲好话，夫贵妻荣么。再说，谁不知你和张县长的关系不一般。”他说：“那是我对人的敬重。”是的，自从一九八七年曾国超从南桥自配厂副厂长兼劳资科长抽调到南桥镇党委办公室，就跟定了张道然，给他办理了正式调动、转干手续，还安了个办公室主任的位子。还不仅从一九八七年，从一九七八年他在南桥党办打临工，当通讯员，收发信件时，张道然从县委办公室下到南桥镇，他们就知道有彼此，但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更没有什么交往。曾国超从南桥到龙场到木舟，成了一个乡的党委书记，每一个进步都没有张道然的关怀。龙场是大县的一个大镇，工作基础好，可偏偏没有让他就地任书记，而是到了偏远的湖乡，工作艰难的小乡，任了个明升暗贬的木舟乡党委书记。当时他找到张道然想谈想法时，张道然说：“国超，你在条件差的乡把工作搞上去了，说明你的工作和能力不在一个乡镇，过去的省委周书记就是从一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干起的，你的眼光要放远大点。”曾国超尽管就这件事有点想法，而对张道然的崇敬一直不减，每年都是在大年三十的除夕夜给张道然拜年的。开始是带点农产品香油什么的作礼物，后来是香烟名酒，再到后来，提东西显得拖踏又不文明，特别是进县委大院，让人见了更是尴尬不已，干脆改成了信包。就是用信封装上三五百块钱，往那书桌抽屉里一塞。今年是二ooo年承上启下的春节，况且农业没有过去的四年三水，还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他就装了个千元的信包，十张四个头把信包也鼓叠叠的。曾国超接过余风洁塞给他的围巾，闻了闻，便说：“你闻闻，就象废品堆里找出来的，恶气熏鼻，你怎么这样怕冷，我一点也感觉不到。”他的心头只装着给张县长拜年的事，自然感觉不到冷的。余凤洁接过围巾一闻，忙说：“哎，你屋里还有这么好的废品，这是卫生球的香气。”她边说边用手擦了擦他身上泛亮的鳄鱼牌黑皮衣，就感触到剌心的冰凉。她不再强求他围围巾，似乎也觉得在过去在电影里在红岩里是高雅的潇洒，而现时代却有点马桶上贴荷花的低俗的肮脏。

县委大院浓缩在茫茫雪雨雾霭之中，仅有小边门开着，有三两个值班人员在门卫室里围着电暖器在取暖，在观看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曾国超选择这个时候进门，还有雨伞作遮掩，是最安全的。县委有规定，门卫有制度，春节期间凡到县委会给领导送礼物的都要登记，并予以回绝。他进门时不敢东张西望，左顾左盼，经直往内走，以免和熟人打上照面，彼此心里写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故事。他勇往直前，一口气地上到常委宿舍楼的三楼，控制着喘出的粗气，按响门铃。柳莹借着门的猫眼看清是曾国超，便破例的开门，笑脸相迎。张道然依偎在西式真皮沙发里欣赏电视节目，就听到曾国超进门后笑盈盈地喊：“张县长，给您拜年！”张道然便侧过脸，俨然一位尊甫的长者，轻声地说：“国超来了。”曾国超在张道然旁侧的沙发上坐下，然后还是笑言可掬地说：“您一天忙到黑，一年忙上头，难得有闲暇坐下来看电视的。”张道然这才望了下曾国超，说：“就在城关过年吧！”曾国超听张道然这么说，觉得他健忘，明知故问。便说：“是的。”一会，柳莹递上一杯茶，现代都时兴一次性杯了子，而她家却改成了使用传统的瓷盅。曾国超说：“友琼他们一家在您一起过年啦？”柳莹说：“在一起，就是你想赶走也不成，那个调皮的超超，一天不见到我，就和妈妈闹着要来奶奶家，再说我们也少不了他们，刚才吃了年饭，他们三口小家一走，这屋里就冷清了下来，不热闹了。”曾国超说：“人之常情，天伦之乐呀！它比山珍海味还灵验，使人特别是上年纪的人生活得充实，延年益寿。”柳莹笑逐颜开地说：“还是你曾书记会说话，都讲到我的心坎上去了。”这时，张道然起身说：“我们到小客厅去坐。”他们经过过道来到了隔壁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张道然顺手打开吊灯，瞬间，柔和淡红的灯光把这间摆有传统木雕花椅的小厅照耀得高雅而又温馨起来。这里，是张道然运筹帷握全县工作的家庭办公指挥部。

双方静坐下来，曾国超象全身爬满跳蚤的不自在，便先开口说：“翻过年来，市里的人代会召开，据说郭书记要参选副市长。”张道然接过他的话说：“上次，省委组织部来征求过我的意见，这也是省市委对我们大县工作的充分肯定。”曾国超打消了防范戒备的心理，推心置腹地说：“这两年没有防大汛，是大县人民的福气，但乡镇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了，当着您老领导的面，我不怕掉底子，过去的工作多顺手啊！今年我没有办法，给乡里领导班子成员每人下达了筹资借款指标，总算把过年的工资发下来了。”张道然劝解说：“哎，现在哪里工作都有难度，乡里乡里难，县里又何尝不是。腊月二十四，我和道武同志去了趟省里，找省财政厅借贴息贷款两百万元，还从县社保部门挤出失业保险金一百万，不然县里的日子也不安逸，年也无法过。”曾国超听张道然这么有同感地说着，没有平时工作中的一点凌人之气，似乎找到了说话的知音，忘记了是除夕夜在县长大人的家里，来给县长拜年的，便又说：“我们县是农业大县，过去靠打农业的牌，靠打粮食的牌，确实在全国全省都有位置。现在反过来看，我们就是穷在了这个思路里，把全县人民都坑苦了，我老在思考，上面的政策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农业县得实惠，我们县的穷帽子是带定了，看来不是一时三刻能甩掉的。”张道然阻止说：“话也不能这样说，问题不能这么看，过去发展粮食生产，是因为有饿肚子、吃野菜、饿死人的教训，我们不能简单地否认过去，要承认历史。这些年县里提倡调整农业结构，做水的文章，有的乡镇还是做出了成效的。一个成熟的领导干部是不会象你这样看问题的。”曾国超听着县长很客观的训导，神经绷紧起来，脸上象蚂蚁夹得难受，这不明摆着在批评自己吗？原来自己在县长的心目中是如此的一个无用之辈。其实，自己事事处处都是向着他张道然的。曾国超有些不服气，便申辩地说：“您说得也对，我也作了很多尝试，但不是我曾某个人的力量所能改变的……”张道然被激怒了，狠地说：“你不要说了，县里二ooo年的工作思路和措施已定了，你们要认认真真的照着去做，只要狠抓落实，是会有成效的，有一份投入必然会有成倍的收获的。”这时，柳莹听到他们谈话的声音盖过了电视机的声音，觉得谈话的气氛不对，忙过来斟茶，以调节氛围。曾国超趁机站起身来，谦和地说：“柳伯，您不必渗了，我去的。”随之，张道然也起身摆开了送客甚至还逐客的架势。曾国超来到大客厅，没有忘记将那个信包放到电视机旁，便告辞。张道然向柳莹递了个眼色，柳莹迅速将信包拿了，递回给曾国超，并说：“再不要象这样了，我们间是什么关系呀，象这样就把我们间的关系掺假了。”曾国超硬是使劲地向她手里塞，苦着脸说：“您这就见外了，这是我的一个小心意，孝敬您的，您这样怎么好让我出门呢！”张道然在一旁，终于发话了，严肃地说：“国超，你不要这样，你拿回去，不然，让我交给纪委去，你才安心！”曾国超听着张道然的话，想象着可怕的后果，而眼前无良策处置，他无地自容地接过信包，不再推搡，简直是退出的县长家门。一路上，风雨一阵比一阵紧，曾国超怔忡不已，怎么也不相信会闹成这样糟糕的境地，是自己太不冷静，太不自量了吧，他糊乱地想着，脚步疾速地向回家的路上赶去。

除夕，转钟的钟点已经擎敲，玉免悄然不辞而别，神龙腾空呼啸而至。电视屏里的晚会现场爆发出一了阵迎新春的喝采声。同时，大县县城的整个城区，已被零星的鞭炮震响。尽管城区禁鞭已有多年，然而，总禁不住每年春节人们喜迎新年的愉悦和激情。余凤洁也兴奋得拍起了巴掌，坐在她身边的上了初中的独生女曾梦也热烈地拍起掌声，还喊道：“过年啦！”本来无心思看电视，而在深思“不成熟”的深刻内函的曾国超，侧过脸狠地瞥了妻子一眼，没好气地说：“神经病！”余凤洁仍然笑吟吟地回敬说：“过年不高兴的人，才真叫神经病，是吧，梦梦！”电视上的晚会在继续着，曾国超强显着笑脸对女儿说：“连梦梦都明白，小孩盼过年，大人望种田。”然而，他的忧虑在随着夜的深沉而进一步深入了，似乎进入了理不称的乱麻一般黑魃魃的迷惘中，没有亮点，没有尽头的梦中黑胡同。余凤洁这才从丈夫的表情里预感到什么，觉得他从张县长家回来就判若两人，难道是没有会到张县长本人，难道是碰了壁。她知道，这时的劝尉是徒劳的，只会是火上浇油，便起身说：“梦梦，我们睡觉去，早睡早起身体好。”梦梦撒娇地说：“爸爸不是说今晚是除夕，一家人要守岁到半夜吗？”乖巧的梦梦见爸爸没有站到自己的立场上来，说句支持的话，还死沉着脸，就不再任性了，便起身随妈妈进房睡觉了。

从除夕之夜到大年初三，按传统的习俗年已经过去了。然而，连日来曾国超为了“不成熟”而饭不香，睡不宁。年一晃即逝，马上面对的是回木舟乡，面对那些烦恼的伊始工作。他的心境更加一阵一阵地绷紧，反复叩心自问，都过了三十六的结巴年龄的人了，真的不成熟吗？他张道然在这个年龄都当上副县长了。这简单的“不成熟”三个字，简直就是对自己政治生命的抹煞和所判的死刑，总想在乡下干出点成绩后而进城荣升的曾国超陷入了深深的不能自拔的痛苦泥塘中。他要寻找一种超常的解脱，也为自己，也为农业大县的困惑寻找一种超常的解脱。他凭着自己二十多年的农村工作经历，回味了这么多年来农村走过的月月岁岁，春夏秋冬，心境豁然开朗。他有充足的事实和理由要否定张县长对他“不成熟”的判定，他觉得目前农村出现的问题，是现实和社会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严重不公，他突然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理，心里晴空万里，好不舒畅。

大年初四的中午，尽管天空一阵阵地飘着乌云，而雨停了，有了春的气息，寒碜的风中带着一种清新的生机。人们还沉浸在春节长假的闲暇节日里，是这样寒峭的天气，才有过年的氛围，全家老小和亲友都团聚一堂，吃歇玩乐，放松愉快，歌舞升平。曾国超闷在家里，有种抑制不住不吐不快的思绪，便欣然展开稿纸，执起钢笔，罗列了目前农村工作的七大问题。他的文思如春潮水流，一泻不可收拾，源源不断。他写着：一是农民快跑光了；二是人亩负担三百五十元左右；三是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有亏空；四是吃皇粮的人员过多；五是农民怨声载道；六是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很难落实；七是领导只图听好话。他按照这个题纲，一口气爬起了上十页的长稿。他放下笔，轻松地嘘了口气，又点燃一支烟吸着，反复琢磨推敲，决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改写成上访信，直寄国务院的领导，让中央了解下情了解实情，实施更英明的决策，以证明他曾国超不是庸懦之辈，是有血性的敢作敢为的现代汉子。他又慎重地拟好题目《一个基层干部的鉴证实录》，但还觉得不贴切，突然一个灵感涌现，便改成了《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经这样一改，以不至于将自己至身于反面之中。他写好信后又反复检查看有没有错字病句和不实之词，然后公正地写好信封。一切办妥好，心上原压着的石块落了地，但又心有余悸起来，觉得这样赤.裸裸地向国务院领导反映木舟乡的实情，不正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我曾国超的书记当得不称职，不是在向上面捅县领导的路子吗？县委郭书记马上要荣升为荆州市的副市长了，这不是给县领导的脸上在抹黑吗？还有个人的事业和命运、家庭的生存和出路等等一切，真是屁股上挂炸弹响不得。他犹豫了，他恨不得将它撕得粉碎，让那些心里话销声匿迹。他又犹豫了，想把它留作记录，让今后的历史来检验，便将它藏在了抽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