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芯国际是彻底扛不住了。

即便神州科技所需的很大一部分芯片，都交给中芯国际代工生产，相比另一个时空的处境好很多，但依旧难以阻挡其亏损态势。2007年只亏损500多万美元，2008年直接亏损4亿美元，预计明年的亏损额将达8亿美元——主要还是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

面临如此困境，一些海外投资机构，仍然感觉中芯国际很有潜力，挥舞着钞票想要抄底收购股份。

经过多方沟通协商，宋维扬透过离岸公司投资1亿美元，受让大股东上实集团（国企）8.5%的股份。又投资2亿美元，收购中芯国际的定向增发股（约占股15%）。同时大唐控股投资1.6亿美元，收购中芯国际的定向增发股（约占股12%），原有股东的持股全部被摊薄。

至此，中芯国际可以说姓宋了，他和神州科技共同持股超过35%，在九个董事席位中有三个董事代表。当然，那家离岸公司绕了很多个圈，除非美国政府亲手调查，否则很难得知宋维扬就是幕后大股东。甚至连董事代表都属于样子货，由张如京自己挑选心腹担任，只有神州科技的董事代表（1个）是挑人派过去的。

张如京被推选为董事长，并继续当他的总裁兼CEO。大唐集团派去一人担任副总裁，专门负责TD-SCDMA相关业务。

手里稍微有点闲钱了，张如京决定先买两台高端光刻机。荷兰佬卖不卖无所谓，可以从邻居尼康那里买——曾创下年销量900台的尼康光刻机，今年的销量还不足30台，直接丢失整个韩国和弯弯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尼康不但给钱就卖，而且发货迅速，价格还便宜得一匹。

对于此时的尼康而言，管你什么《瓦森纳协定》，老子先偷偷卖了再说，大不了在美国爸爸发火时出来道个歉。

光刻机这玩意儿始终卡着国产芯片的脖子，但不是宋维扬能解决的，必须以国家的力量持续投入。

就拿盛海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来说，2007年研制出90纳米高端投影光刻机，成为全球第四家掌握该技术的公司。但消息传出之后，关键元器件全部遭到禁运，样机成了摆设，该公司不得不转做更低端的后道封装光刻机和平板显示光刻机。

如何破局？

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国家调集大量科研机构进行持续攻坚战，把生产高端光刻机所需的关键元器件全部自研出来。这就已经不是光刻机的事情了，而是一整套相关工业体系。

第二，等待技术突破，绕开传统路子，直接进行降维打击。

在收购中芯国际的同时，宋维扬盯上了刚刚取得技术突破的中微半导体。他凭借与盛海政府的良好关系，个人注资1亿美元，获得中微半导体15%的股份，成为其第三大股东。这笔资金对于此时严重缺钱、且处于发展困境的中微半导体来说，无异于一场及时雨，而且是带有善意的及时雨，因为宋维扬属于超级溢价入股。

……

临近年底，各种评选活动变得更多。

搜狐、新浪、网易都进行了“30年30人评选”，权威性比南方报系的“改革开放30年100位风云人物”更高。因为网民只能投票选出前100位，还召集了众多专家学者媒体人投票，专业人士投票都有巨大的加权特性——即便李宇春的大众票数再多，被专家投票一抵消，也很难排进前30位。

三大门户网站的投票结果显示，宋维扬全都排进了前十名。排名更靠前的实至名归，宋维扬心服口服，也不敢不服，就算给他100个胆子，也不敢跟袁老爷子这些人比啊。

特无语的是，央视也搞了个“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评选，还把排名靠前的请去进行两两对话。

鉴于同属科技企业领军人物，同样以高票数当选风云人物，宋维扬被央视安排跟柳总对话……央妈的面子不能不给，今后还得求着人家给广告位呢。

录制现场。

白彦松居中，宋维扬在左，柳总坐于右。

不管私下关系如何，基本风度还是要保持的。宋维扬跟柳总都面带微笑，非常热情的握手寒暄，甚至还互相恭维了几句。

白彦松面对镜头，微笑道：“观众朋友们好……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两位中国高新科技企业的领军人物……”

宋维扬和柳总各自面对镜头挥手，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

白彦松又说了一番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突然问道：“柳总，你30年前在做什么？”

柳总说：“我70年代就在研究所工作，刚刚改革开放那会儿，大家都希望多做点工作。每天忙着看资料搞科研，心里痒痒得很，都想多学习新东西。”

白彦松说：“那个时候条件很艰苦吧？”

柳总道：“艰苦到难以想象的程度。我一家人住在12平米的车棚里，因为中科院计算所已经十多年不让盖房子了。我们全家还加上岳父岳母家，就住在12平米的车棚里，另外拿石棉瓦加盖了一些，总共16平米。你说这日子怎么过？所有家具都是折叠的，晚上把床拉出来，白天把床收回去。”

“家里的小孩要买棉裤，需要提前几个月做预算，要辛苦节省半年才能凑出一条棉毛裤的钱。当时的物价很便宜，但工资也少。食物也很便宜，但有钱都买不到，需要凭票购买。我经历了中国30年的发展变化，非常珍惜现在的社会，我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够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

白彦松又望向宋维扬：“宋先生，30年前令尊已经开始创业了吧？”

宋维扬说：“在改革开放之初，我父亲先是去参加高考。当时知青高考是有名额的，需要村里边开证明。我爸倒是忽悠村支书开了证明，可惜最后没通过审查，因为我爷爷奶奶都有些历史遗留问题。他灰心丧气了一阵，就跟村里的年轻人搞酿酒作坊，跟我妈提着酒罐子一个村一个村的推销。”

“当时还没搞土地联产承包，柳总说他家里困难，买吃的需要凭票。农民倒是不用凭票，但要计工分，每年分到的粮食都有定额，而且总是不够吃。农民分到精粮之后，第一时间就是背去城里卖掉，全部换成玉米等粗粮。玉米糊糊也是不够吃的，主食其实是红薯。食用油就更不够，三口之家，一斤菜籽油要吃一年！”

“在这种情况下，我爸也是心大，居然敢开酿酒作坊，那玩意儿的粮食消耗量大啊！我至今不知道他们怎么弄来的粮食去酿酒，但不管是什么方式，放在当时肯定是违法的。80年代我爸被抓去坐牢，绝对没冤枉他，不违法搞粮他拿空气酿酒？人家农民卖精粮买粗粮，都是有正规渠道的，不可能一次性买卖太多，量多了百分之百被怀疑投机倒把。”

柳总笑道：“令尊很有商业头脑，在这种情况之下，肯定没有私人酿酒。只要他酿出的酒，比公家酿的酒稍微便宜，肯定不愁销路。”

宋维扬点头说：“只搞了三年多的酿酒作坊，我父亲就把镇上的酿酒坊给吞了。也不能说吞并，因为那是一家乡镇级集体企业，我爸顶多能算长期承包。不但扩大了规模，还获得了合法身份，集体企业承包者。”

白彦松说：“宋先生的父亲是乡镇企业家的典型代表，需要冲破各种政策限制，创业道路举步维艰。那柳总呢，你在创业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听说你创办联想之前，曾经卖过旱冰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