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恽虽然被辛武贤打掉了颗门牙，却丝毫阻止不了他那张嘴针砭时弊，在听说韩增为坚昆兵所阻，未能追上右贤王后，便开始痛骂李陵。

“我外祖父太史公曾冒死在孝武面前为李陵说情，认为陵事亲孝，与士忠信，为将智勇，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有国士之风，然恽以为不然。”

杨恽是那种心眼小且睚眦必报的家伙，对害了他外祖父下蚕室的李陵绝无好感，也不管吴宗年还在任弘帐中，就批判起来了：

“李陵策名上将，出讨匈奴，坠君命，挫国威，不死於王事，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为俘虏，不可以言勇；丧战勋於前，坠家声於后，不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祸移於母，不可以言孝，四者无一可。不死何为？”

杨恽骂得痛快，吴宗年见过李陵，还受过其恩惠，而那种身陷敌国，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的感觉，他最清楚不过了。只弱弱地说道：

“虽然确实难承忠孝智勇之名，但彼之不死，可能是宜欲得当以报汉也，或许是因为图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

杨恽摇头：“李陵和吴君可不同，军法，将军校尉以城邑亭障反，降敌国，皆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李氏族灭并无问题。”

“我曾从我父处得见李陵《答苏武书》的副本，确实说过类似的话，还引用范蠡、曹沫来自比，何其荒谬！会稽之耻，蠡非其罪；鲁国蒙羞，沫必能报，所以这二位不必死。然李陵苟且偷生逃避死亡，使自己降低身份受制于匈奴。即使他真有拳拳报国之心，当如吴君一般在内发难，再不济，也可以像赵破奴那样被俘两年逃归。”

“可如今二十余年过去了，李陵又有什么作为呢？但患汉之不知己，而不自内省其作为，堂而皇之做了匈奴小王，辫发左衽，阻截我军，保护右贤王离开，叛汉逆臣明矣！而遂亡其宗，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不亦可乎？”

杨恽其实是最希望李陵能做点什么的，比如将右贤王绑了送过来，如此便能证明外祖父当年判断是对的，被牵连下蚕室是千古奇冤。

“我看他死后，非但无面目见孝武，更无面目见我外祖父、苏子卿了！”

吴宗年不敢再言，任弘倒是止住了杨恽：“当初一念之差，便谬之千里，事已去矣，将复何言？不过他能找到苏公仅剩的骨肉并送归，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吧。”

相比于后世还将争议两千多年的李陵，任弘更关心的是接应右贤王的那两部，呼揭和坚昆的详细情形，遂细细问起在右地待了四年的吴宗年来。

“呼揭，位于金山以南，高鼻深目，与匈奴异种，狩猎放牧为生，其地多貂，单于叔父为呼揭王，胜兵万骑。”

“坚昆亦然，位于呼揭西北，丁零以西，康居、乌孙以北，为匈奴西北鄙国，从车师去坚昆，要走足足五千里行程，随畜牧，亦多貂，有好马。李陵被封为坚昆王，已治其国近二十年，坚昆遂强，胜兵亦万余骑。”

这两国都是冒顿单于时征服的，不少呼揭人被俘流散于匈奴为奴仆，后来随着匈奴人南迁进入中原，成了羯人。

坚昆便是唐代时的黠戛斯，该国地在后世西西伯利亚平原叶尼塞河上游，后来慢慢向南迁徙形成了吉尔尼斯……不对，是吉尔吉斯人。

细细询问后，任弘在大军东返即将抵达东且弥，也就是后世乌鲁木齐的前一夜，携带自己的计划，再度拜见了赵充国。

“蒲类将军，如今右王惨败北遁，天山南北再无匈奴，东西且弥及车师等邦甘心附汉，然胜之易守之难，下吏在想，往后大汉要如何经营此地？”

横扫右地，将右贤王都打跑了，这么大的战果，是出兵前没有想到的，西域北路太大太远，汉军不可能在所有地方驻军，必须有所取舍。

这也是赵充国近来考虑的事，见任弘主动提及，便道：“强弩将军也与我商量过，他认为当放弃天山以北，只守天山以南的车师等地，慢慢屯田经营，道远以为如何？”

那匈奴人就又能重返天山北麓，这场仗就白打了。

天山是南疆和北疆的界线，它确实是太长了，任弘他们跑了三个月，从伊吾赶到热海，足足四千汉里，但也只是从东天山跑到西天山，从始至终都没有离开那巍峨瑰丽的峰峦裙边。

任弘道：“车师乃匈奴出入西域中枢，又可屯田积谷，确实重要，但若只守车师而全然放弃天山以北，实在是可惜啊。”

“因为西域南北两路，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

这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南疆意味着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零星点缀的绿洲和无尽的戈壁滩，即便罗布泊还广袤，也无法改变它的整体干旱，可养活的人口极其稀少。分散的绿洲农耕城邦，很难统一。

而北疆则意味着高山、草原、森林和来东欧暖流带来的降雨，天山北坡优良的气候，不管是农耕还是畜牧，都能养活更多人，很容易出现强大的游牧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