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减少的七十多万社会党员中，大概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思想较为急进的青年人；一类是主动参加革命的进步工人和农民。

前者大多是被清洗，后者大多是自动脱党。

可以说，在这场清党运动中，社会党内被淘汰、受打击的，主要是一批对革命有理想、有热情的党员。

实际上，被清除和自动脱党者可能还不止七十多万。因为在进步工人、农民和急进青年被清除出党的同时，亦有大批投机分子涌入党内。

例如在南京，清党前原有党员仅3000余人，清党后申请登记者多达一万余人。江苏全省在清党后登记党员五万以上，超过清党前党员人数数倍。

江苏省社会党党部在清党后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各县“或党员甚多而登记极少，或党员极少而登记太多”。并称后者大半为投机分子。他们冒充党籍蒙混登记的情形约分四类：一是冀得党籍在政界活动；二是地痞流氓欲吃党饭；三是土劣爪牙混入党内以图维持其封建势力；四是党部委员植党营私。

当时社会党内有人评曰：社会党“军事上虽得胜利，政治上却糟得不堪，土豪劣绅、投机分子潜形混入本党，冒充党员藉词诬害忠实同志比比皆是。”

“民众对于本党的信仰，在这时间，可算剥蚀尽净！”

对社会党而言。清党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不少真正有信仰有理想有革命热情的党员受清洗，被淘汰，有的因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而被当作暴徒惨遭杀害。

如浙江豪绅地主“藉清党之名，谬指各地之宣传主张减租者为暴徒，向各机关告发。各机关于接受告诉之后。大事搜捕，至无辜受累者难以数计。”这等于提醒那些尚留在社会党内的成员，不要再以激进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另一方面，那些藉党为私的投机腐化分子和土豪劣绅群相涌入或原封不动地留在党内。

经过这样一场逆淘汰，民众对社会党的信仰一落千丈。社会党江苏省党部在清党报告中写道：“土豪借名清党，实施报复而图复燃。忠实遭污。清浊不分，是非颠倒。意志薄弱者视革命为畏途，感情热烈者，伤本党之无望，而投机腐化。纷至沓来”，从而导致“党德沦亡”，“党权日坠”，“党机毁灭”，“民众对党的信仰全失”。

江卫最后也承认：“清党时期，倏逾半年，暴徒之逆固然扑灭，本党之精神亦日见湮没。”

江卫的清党。可以说把原本还算进步的社会党又给清成了一个‘上等人俱乐部’，社会党政权和旧军阀政权一样，成为了土豪劣绅的保护伞。工人农民的压迫者。

江卫的这番做法，却得到了社会党新军阀的一致叫好，冯祥雨、蔡华、唐智、李中仁、白高喜也都效法江卫的做法，开始了“清党。”他们为了实现“合作清党”、“统一党务”，进行了一系列酝酿和接触。冯祥雨从中牵线，与各方反复电商。于八月二十日提出解决宁、汉合作的具体办法。

汪中正等表示愿意“和平统一”，同意“迁都南京”。

江卫、李中仁、白高喜等欢迎武汉重要分子到南京执掌“柄政”。赞成各方“共同北伐”。

九月上旬，宁、汉双方基本上达成了妥协。这时。汪中正等虽然同意与宁方合作，但仍坚持反汪态度，且声浪很大。

同时，江卫排斥异己，引起桂系的强烈不满，李中仁、白高喜等对蒋不再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加之江卫亲自指挥的津浦线上战事的失败，使其陷入困境。江卫感到自己的地位还不巩固，便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九月十五日发表下野宣言，宣布辞去中华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然后回家乡浙江奉化。不久，东渡日本。

江卫的下野，加快了宁、汉合作的步伐。

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宁、汉、沪三方代表在上海举行谈话会，正式宣布成立“南京联邦政府”。

中央政府成立不久，社会党内汪中正与李中仁矛盾重重，相持不下，不得不抬出江卫作为缓冲，江卫“行情”看涨，由日返沪。

汉历2016年二月上旬，社会党三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江卫一下由沉到浮，身价倍涨，被推举为社会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二月十八日又兼任南京联邦政府主席，集三“主席”于一身。

社会党，正式进入汪卫时代。

这些都是后话，社会党清党对谢念诚集团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妨碍，因为谢念诚部队和四川政府里，根本就没有社会党的组织。

谢念诚与孔家、宋家甚至是与江卫的私下协议，并没有因为清党而有半分折扣。

如果说有什么影响，那就是九月中旬“宁汉合流”后随即在湖南、湖北境内展开的清党，让罗文轩、闫学君、林先云和数千名青浦军校的左派师生逃到了四川，大大充实了第五集团军的力量。

而在随后的社会党三届四中全会上，谢念诚被缺席选举为中央执委和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再次笃实了他“四川王”的基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