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德被带走调查确实造成了影响，不过影响看上去并不是那么坏。

或许是从这件事里感觉到了危机，也让更多人心灰意冷，三天之内，选择去科西嘉岛工作的工人和工程师增加到2000多人，选择去兰芳工作的增加的更多，差不多已经和选择去科西嘉岛的已经持平。

或许是因为远离欧洲的缘故，选择去兰芳工作的人中工程师和设计人员的比例要高一些。

秦致远为这些人开出了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提供住处以及基本的生活设施只是基础，更有两倍于克虏伯的薪水，每年不少于一个月的带薪假期，平均分布于年中的各种假期，包括欧洲的圣诞节和元旦、以及复活节、万圣节、圣诞降临节等等，同时每当处于华人的节日时，这些德国人同样会休假，比如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

当然了，华人也同时享有欧洲节日放假的福利。

另外关于工作时间，兰芳也有比科西嘉岛更加详细的规定，比如原则上每天工作八个小时，超过十个小时就算是加班，加班会有1.5倍的加班费，节假日加班2倍加班费，每周五天工作制等等，这让管理更加的人性化。

甚至比欧美国家的人性化水平还要高得多。

尤其是在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

要知道，在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在拼命赶工，工人的工作时间动辄15.6个小时，加班费什么的就别想了，能准时发放基本工资就算是财务水平不错了。

工人们当然不愿意承担强度如此之大的劳动，于是普遍存在的工会开始组织工人罢工。

但在世界大战期间，每天都处在死亡威胁中的各国政府都是狂暴的，他们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变得杀气腾腾，只要有人敢罢工，那么就把他们全部集合起来送上战场，罢工的组织者则是以“******”被诉诸法庭，在英国和德国都出现过这样的极端事例。

所以在遍地哀鸿的欧洲，兰芳的人性化管理就看上去格外吸引人，仿佛就像“兰芳”这个名字一样，每一个字都充满诱惑力，字里行间透露出空谷幽兰的芬芳。

增加工人的福利，肯定就会影响产品的成本，进而会影响到产品的竞争力。

但秦致远认为这都是值得的。

对于兰芳来说，以后要走的路线是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那么产品的利润率就会很高。

增加工人的福利，其实对于工厂主来说，也就是赚一百，还是赚五十的问题。

而在秦致远看来，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地区，能够依靠的是什么？

不是最上层的统治阶级，也不是最下层的劳动阶层，而是广大的中间阶层。

不管是在目前的任何国家，社会收入的分配基本上都是金字塔结构，最上层的人数最少，却占有最多的资源，最下层的人数最多，分配的物资却最少。

最上层的那些人，也就是所谓的“头面人物”，不管他们的出身有多差，一旦混到金字塔最上层，他们的任务就不再是继续攀登更高的阶层，而是保证他们的地位不受影响，于是他们就会失去前进动力，变成社会变革的阻碍者。

最下层的那些人看不到上升通道，他们没有晋升空间，也没有晋升的渠道，简单来说就是看不到希望，于是各种社会问题纷纷衍生出来。

秦致远想创造一种扁圆结构，最上层的人还是那么少，但他们赚的却不是那么多；最下层的人数也少，这部分是不思进取混吃等死的，活该他们受穷。

人数最多的，就是广大的中间阶层。

这肯定需要时间，特别是因为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注定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甚至有可能需要几十年才会实现，但秦致远不气馁，他的心理年龄虽然已经小三十，但这个身体今年才21岁，有的是时间去慢慢实现他规划的蓝图。

更何况对于目前的秦致远来说，因为青霉素和联合石油公司，以及正在运作的“法兰克公司”，秦致远手中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这些工厂每年都会为秦致远带来巨额财富，如果用于民国可能稍显不足，但如果用于打造一个示范性地区却是足够了。

比如说另一个时空中的深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改革开放之初，深圳的价值并不在于他能赚多少钱，而是树立一种模式，成为一个标杆，让处于迷茫中的人们明白“深圳速度”是一种什么样的速度，让不自信的人们了解华人的潜力到底有多大。

这个价值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实际上的作用极大。

秦致远就是想把兰芳打造成另一个“深圳”，一个放大版的深圳。

这并不需要把整个兰芳都建设成另一个时空中的深圳那样，只需要某几个超大型企业，再加上一定程度的宣传，就能形成有相当规模的“示范效应”。

华人中流行“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话，这句话值得从来就不是财富，而是希望和机会。

只要有希望有机会，华人更习惯于使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而不是简单的“等、靠、要”，那些伸手党不管在哪里都不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