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春林想了想最终觉得还是不必回避自己的身份，笑道：“我们只是路过，打扰就不必了。不过我好象听说你们乡是固始县保安团排名前三的中队吧？怕是以前没少和边区赤卫队交手过。这是要诚心归顺么？我们外出里家还没多久，这里里江北苏区也不远。我们回去捎个信儿也不麻烦。”

“以前的事儿我们不得意而为之，还望见谅。不过我敢保证，至少我们乡的中队绝对没有血债恶性。不过我们族里还有不少人在县城里做事儿。我们只是想以游击队或红色地方武装的名义白皮之下有个红心，有劳诸位了。”陈永年说着，一位仆人送来了一件包裹行囊：“大军买粮的钱我们可不敢收，何况还是这样儿的高价？这是六百大洋的见面礼。全当盘缠路费吧。”

蔡春林没有讲什么客套，连的规矩对这些人讲南边儿那种版刻的群众纪律。

“有见事儿还往求教一下：如何在他人面前证明我们与苏区的关系呢？”

蔡春林沉默片刻便笑道：“你们是如何看的出我们的身份的？”说着与炊事班班长同行的几个侦察排的小战士向前站了站摸了摸腰中的枪。

“噢，我们知道了。”

“明白了吧？印信也好联络暗语也好，我们当然还不能告诉你们。不过我们这边儿的人和全国其他上上下下的地方不一样的多了，其中比较明显的，就是不讲什么年龄辈份论资排辈。土匪那里没有成亲年纪以下的少年拿自动手枪外出见人的道理，更不要说主事儿了。我们连长说过，嘴上没毛办事儿不牢也好，不同官员级别的年龄门槛也好。是阶级社会旧秩序在中国的典型特征。二三十岁的党的总领导人，证明我们现在还是真正的革命政党。什么时候我们这里也讲什么中年才能有实权，老年才能当核心，那就说明我们党像你们一样丧失了活力。”

当离开陈永年的客厅远行，至黄昏前又趁着暗下来的天色返回连队隐蔽集结地的时候，外出的炊事班和侦察排的战士把白天的遇到的情况向连长一五一十做了汇报。

张文并不觉得奇怪，在历史上红军长征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都有不少这种乡村里的上层投机分子出于押宝避祸的心理组建名义上的红色地方武装混过三年游击战争至抗战时期成为新四军的一员。如今江北苏区的形势较历史上长征前都要有利的多，又在战斗中表现出了这么大的战斗力优势，周边原有的敌对武装出于投机避祸的目的出现这种倒戈也就可以想见了。尽管中国革命可能以更快的节奏走向胜利，这种投机分子却怎么也是避免不了的。

连队还是在陈集乡多停留了两日，派遣交通员把情况向固始县南大桥乡的赤卫队做了介绍，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就是寻常土匪还要有投名状一说。良家子的农民革命武装，像王佐袁文才那种我们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保留其领导权和组织构架逐渐通过感化消化。而这一类敌人的投机倒戈分子，不仅仅是革命的投名状问题，还必须对其乡里做彻底的清查改造，打破其宗族体系和农村上层的领导权与以重建才行。在政治系统和军队系统都要仔细的审查参加革命的具体形势和其成份与出身，这么做似乎有些违背公平之嫌，但从新生社会主义中国的长远利益来看是极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