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抗战全面爆发是中国农业经济和旧军队状况的一个分水岭，在这大规模全面战争还没有展开的年代，国军新建部队的兵源获得并不需要十分依赖抓壮丁来解决。()在关内有的是因为天灾人祸而破产流浪的农民与底层的穷人。另一方面，农村与社会的中上层还没有像抗战爆发后的大通涨年代那样窘迫，旧军队里粮饷供应足以吸引不少人以当兵为自己的出路，就是这些兵源在戴民权看来从体质基础上来说并不怎么理想，为了保证这支新建的部队在机制和人员构成上完全不输给他曾经考察过的日本常备军。他带着私人医生和随从副官亲自花了一个月近五百个小时的时间鉴定了上万名早已被筛选过的青壮年，从中去处了不少面相气质不好或在征兵的大院里发出咳嗽声或私语交谈声的人，从中只挑了五千似乎是比较健康经常扛活打工的青年。

但即便如此，这些人同他考察过的天津东北等地的日本军队从营养状况到气色仍大有差距。毕竟早在爱因斯坦的时候，这位对地理历史毫无了解的大科学家在20世纪初游历了中日两国之后也觉得单单从城镇卫生上来说，其国民素质就已经完全是两个位面的社会了，对中国的前景早在世纪初就做了悲观的估计。这种差距，显然不是在近代短短几十年或者一百年以来才形成的。它的真正消除，至少也需要以百年计的时间。

很多同僚曾经对戴民权的雄心壮志嗤之以鼻，不少真正的朋友还规劝过，但戴民权依然在蒋面前立下了诺言：“我不要私兵家丁，也不怕心怀不满的士兵在战场上打我的黑枪。()”

为了迅速形成一定战斗力以应付可能的变局，经历了一个月的体力营养整补期，再以初步的以不同乡甚至语言都难以一时半会儿沟通的原则下完成三十多个新兵连的编组之后，就立刻组织了一次摸底性的实弹射击和投弹测试，把其中至少四成资质最差的人打入了另册，集中训练其中三千人左右持枪战斗兵。

“这种全新兵师真的可以么？”有人这样质疑。戴民权认为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列强就证明过。所有参军过的人都知道：拿一个比较优秀的班集体中的同学情谊来类比非革命军队中的战友关系是完全不恰当的，后者的本质更类似于所谓“一起同过窗”的狱友或难友，不是因为一起生活或一起来玩来沟通关系成为朋友，而是因为一起受难而成为朋友。这种“难友之情”般的战友关系显然只可能在同一时间入伍并进入同一个集体的人中存在，把跨年份的新兵编在同一个班里甚至同一个连里都像把新犯人送到监狱里老犯人群里一样是十分糟糕的事情。这就是处于非正常年代里中国新建部队相比和平环境下“按制度来”的两年兵或三年兵最大的优势。集体并非流水的兵，而是从一而终的一个集体，这种优势就连二战德日军队也不可得，只能以同乡地方主义来做为另类化的弥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