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刘和守在马城吃火锅过年的时候，远在两千多里外的南阳郡丹水县境内，一群土包子出身的农民正在念叨着他的好。

昭家坞堡内，如今已经被邓海和陈贵改造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司令部”，堡内士兵密布、戒备森严，存放着大量从丹水县城官库之中缴获的兵器、甲胄和箭矢，还有各种金银财宝、粮食、草料等等。

这些军资粮草，并非造反头领邓海和陈贵的私产，而是整个申息军的。为了防止个人盗用坞中积累起来的物资，田畴专门安排了三十名老兵和两百名新兵共同驻守看管，而他本人更是长期驻在堡内。

田畴在南阳无亲无故，孑然一身，由他负责监督管理这些来自不易的粮草物资，整个申息军上下都很信服。

因为“降租减息”运动搞得坚决彻底，所以附近各县的豪族和地主们不得不给租户们降低了田租，减免了以往的陈年旧租，使得丹水县内的穷苦百姓终于有了过年的余粮。

喝水不忘挖井人，虽然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并不知晓是谁在幕后主导了这场斗争，但申息军上下却是人人感念远在幽州的大公子的好。

刘和从南阳悄悄潜往冀州期间，正是丹水民变闹得最凶的时候。这场源自于三户亭的“降租减息”运动，因为幕后有高人艹纵和指导，所以姓质完全不同于前些年的黄巾造反，不仅没有被袁术派来的部队镇压下去，反而是越斗越勇，渐渐的成了气候。

黄巾流民造反时打出的旗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朝廷的统治，却没有明确的施政纲领和统一的行动指挥，所以破坏姓极大，却难以得到广大穷苦百姓的支持，只能采取裹挟的方式，犹如蝗虫过境一般，走到哪里就祸害到哪里，必然无法持久。

刘和亲自设计和点燃的这把“降租减息”的大火，不提推翻朝廷和官府这种大而空的口号，专门团结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佃农和流民起来与豪族和地主进行斗争，而且提出的要求也不是非常过分，只是逼着豪族地主们降低田租、减免陈年旧租的利息。

相比于黄巾蛾贼动不动就冲进郡县衙门将所有官员杀死，冲进田庄内将地主豪族全家杀光的做法，这种有限程度的对抗显然容易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比如说，抗租的农民当初把袁胤从丹水县城赶跑之后，并没有冲进城内烧杀抢掠，而是留下一些人守卫县城，更多的人则是转往附近的商密乡、南乡和顺阳等地继续开展运动，号召更多的佃户参与到这场集体抗争中来。

如果围攻县城的佃农租户们冲进丹水县城烧杀银掠一番，就像当初的黄巾祸乱一般作为，立即就会引起县内许多民众的激烈反对，毕竟居住在县城内的豪族大户只是少数，而更多的是普通民众。正因为他们受到了约束，没有这么做，所以获得了普通平民的理解和支持，因此在张勋率军来镇压时，城内没有人起来从内部捣乱和破坏。

又比如说，屈家坞堡主动给租户和佃农降租减息，结果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和拥戴，不仅没有在民变中受到任何损伤，反而得到了保护，而且还趁势兼并了昭家和景家的土地。昭家和景家为什么会覆灭？还不是因为他们动不动就喜欢派出一些家兵横行乡里，强行收取田租，草菅人命！

除了提出“降租减息”的口号，刘和留给三户亭这帮土包子们的还有一个十分要命的观念，那就是武装自耕农！仅仅组织几次声势浩大的斗争是无济于事的，等到民变平息之后，大家好不容易争取来的“革命果实”很快就会被豪族和地主再度攫取。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租户和佃农们必须武装起来，始终保留一支具有威慑作用的力量，平时参加农耕劳作，一旦受到严重威胁时，则奋起反击。

刘和给田畴、陈贵和邓海等人留下的申息军，就是这样的一股力量。

或许，连刘和本人都不会想到，当初他离开南阳时，申息军的人数不过几百，可是到了年末之时，已经超过了一万！

这一万人，不是老弱病残的乌合之众，而是陈贵和邓海从各县各乡“造反积极分子”当中挑选出来的健壮男丁。这些后面加入进来的士兵，清一色的都是失去了田地的佃户和流民，用一句话说，就是穷的只剩下一条命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因为大家都有了“案底”，所以根本不用田畴进行鼓动，他们天然的就会走到一起来，牢牢地抱成团，共同面对来自豪族地主和官府的反扑与打击。

张勋率领一万大军前来夺取丹水县城时，田畴发动了丰乡城的两千多兵力，调用了屈家的私兵和申息军，凭借城池与张勋进行对抗。在对抗的过程中，有越来越多身处最底层的青壮加入了进来，他们与申息军并肩作战，打退了张勋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