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军的东进，在近半年的时间里面，战果的确辉煌，掠回来的物资如山并不是夸大之言。而从人员上来说，仅迁往流求的百姓，就达到了三十多万。更重要的是，如此规模的行动，不仅加快了消息的传播速度，更扩大了传播的范围。宋军虽强行迁了许多百姓走，但其他地方的人听说后，却也没少自发地跑来。

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前的这片东亚地区上，始终存在一个痼疾，土地兼并。除了个别新王朝建立的初期，失去土地的农民从来就不是少数。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免去一段时间的赋税，就是仅仅提供给他们土地，对很大一部分百姓都有强大的吸引力。如果不是在许多人心目中是要到“遥远”的海外，来的人只会更多。

但这也再度给行朝带来了极大的粮食压力，按先前朝廷的规定，来的百姓每人发百斤口粮，三十万人就是三千万斤粮食，这还不算后面陆陆续续而来的百姓，陆秀夫和赵与珞自然又是一脑门的黑线。他们一方面和御史台的杨亮节、夏士林一起，严格核查抄掠来的物资，尤其是粮食的发放，另一方面又再度在琼州民间收购余粮。

东自己也知道这是最关键的时期，在他看来，行朝的根基能不能在海上打牢固，同时为未来的扩张奠定最坚实的基础，关键就两字：粮食。在古时，粮食实际上远比黄金、白银要珍贵，如果讲真正的宝贝，它绝对排在第一。

三国周瑜刚起兵之时，找鲁肃求助，鲁子敬家里当时有两仓米，各三千斛，即三万斗，鲁肃就指着其中的一个送给了周瑜，周郎当时就“益知其奇也”。给了这么多粮食，眼都不眨一下，就这气魄，天下奇才啊。

在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上，只有盐、铁等专卖，而粮食实际上并没有过多的限制。由于收上来的赋税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粮食，朝廷实际上已控制了相当多的食物资源，故此，他们对粮食的流通极少进行管束。但东认为，相比盐、铁等专卖，实际上粮食更重要，历代百姓的造反，还不都是因为饿得活不下去了？可是在这个最重要的粮食问题上，历代处理的实在是值得商榷。

在北宋的初期，好的年景粮食是10文到20文一斗，差一点的是100至300文钱一斗；而到了北宋末年，已经变成丰年100－－200文一斗，金人的入侵更导致其价格涨到1000－－1500文一斗。南宋初期的时候也曾有过30－－60文一斗情况，后期则200－－300文一斗米，而一旦有了战事就变成了1000－－2000文一斗，到了王朝末期的时候，甚至达到一万文、数万文一斗。这种食物价格波动的现象，不仅不利于争霸天下，也是无法安定人心的。

东觉得，正因为他的地盘小，实力弱，因此在战争潜力的动员上，他更应该借鉴后世的战时经济政策，最大限度的利用当前的资源。故此，他建议陆秀夫和赵与珞，在琼州和流求两地，实行粮食的“榷卖榷买”，实际上就是后世的“统购统销”政策。个人、商户一律不允许从事粮食生意，所有粮食的买卖，全部由朝廷来垄断进行，如有违反者，严惩。

《宋会要辑稿?食货》中曾有一段关于粮食的记载：“临安府诸县及浙西州军旧来冬春之间，民户缺食，多诣富家借贷。每借一斗，限至秋成交还，加数升，或至一倍。自近年岁歉艰食，富有之家放米人立约，每米一斗，为钱五百。细民但救目前，不惜倍称之息。及至秋成，一斗不过百二三十，则率用米四斗方粜得钱五百以偿去年斗米之债。农民终岁勤动，止望有秋。旧逋宿欠，索者盈门，岂不重困？”

临安周围等地的春荒期间，百姓缺粮，多到富户家里借粮。每借一斗，秋天收成之后归还，但要多还数升，甚至要多一倍。而近年歉收，富户之家借米出去就立约，每借米一斗，算钱五百，百姓为了眼前救命，不得不接受这样苛刻的条件。到了秋季大收，此时的一斗米不过才一百二、三十文钱，如此百姓不得不用四斗米来偿还去年斗米之债。宋人都说，农民辛勤一年，就指望秋季，结果到时收帐的天天上门，偿债都不够，哪能不贫困？

后世有些砖家将过去的富人说得好象一朵花似得，那多少有点扯。不错，这些富人当中的确有很多是靠勤劳致富，他们中间也的确有不少算得上“仁”，但作为整个一个阶层呢？民间早就流传下来另一句古话：“为富不仁”。再加上玩囤货居奇的商人和其他放高利贷的家伙，说他们共同加速了王朝末期整个社会的动荡，一点没有冤枉他们。

在这件事情上，东一点也不准备客气。你任那些富户、商人玩，他们真的就都是好人？

虽然陛下的建议又是历代罕有的做法，但陆秀夫和赵与珞并没有提出异议。他们当然都知道，现在是关键的时候，虽然眼前还有些难，但毕竟和行朝刚到琼州时相比要好多了，这个时候，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挺过去，一切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