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哥和叶李都已离开，大殿里只剩下了两个人。

安童低头在沉思，忽必烈的脸上也没了笑意。[]

只不过当安童再度抬起头来时，却发现大汗看他的眼神有着久违的柔和。他心中微微一热，禁不住开口说道：“大汗，桑哥之策虽好，可……”

但帝国大汗显然知道这位“后生”想要说的是什么，就见他先摆了摆手，然后示意安童上前。

忽必烈拿出了一个随身的香囊，从中取出几个钱币摆放在了他的御案上。

安童看着这些铜钱，眼中露出了欣赏之色。抛开其它不论，它们的确是这个时代罕见的精品。

老忽斜睨了他一眼，淡淡地问道：“汝觉得如何？”

他接着又加了一句：“朕要的是实话。”

安童没有迟疑：“精致。”

随即他也添了一句：“但其没有宝钞轻便。”

安童知道这些铜钱来自哪里，虽然它们的出现在他回朝廷之前。

当初北元朝廷得到奏报：“两浙和福建之地，又有铜钱在通行。”开始还以为是市面上宝钞不足，百姓生活不便，所以又把过去的旧铜钱拿出来用。因此，除了重申严令禁止，还向两浙运去了不少的宝钞。后来才发现，这不是旧铜钱，而是一种从琼州流出来的新币。

安童并没有说假话，他的确既吃惊、又很欣赏这个铜钱的精致。可他内心必然有的一种倾向性，又使得他认为，它们远不如大元的宝钞给百姓带来的轻便。

但无论如何，这位当朝丞相还是很明白一点：新的铜钱不是对百姓没有诱惑力，一旦两者搅在一起，这不仅会导致币制的混乱，更会导致天下的混乱。只不过其它地方还可以严加控制，而眼下的江南，朝廷就无法进行整治了。

听了安童所言，忽必烈又从囊中拿出几个钱币，但这次是银钱。

“那么这些呢？”他再度问道。

安童依然是两个字：“精致。”

由于色泽的缘故，这些银币的确显得更精美，但是，安童不知道的是，这些华丽的光泽在忽必烈的眼中，却只有邪恶。

帝国大汗拿起了两枚银钱，先轻轻地碰了一下，发出一个清脆之音，然后捏起一枚对着它的竖边吹了一口气，并迅速放到了耳旁。

（东要是在此见了老忽的行为，是会石化滴，兄弟我恶搞地过了点。）

放下了银钱的帝国大汗已经没有了淡然，他恨恨地说道：“琼州所制银钱的奥秘，匠作院的这帮废物竟然始终无法查明。可它在民间的私价，却一直居高不下。”

这其实是北元朝中少有人知的秘密。

因为不管商人们是如何地偷偷摸摸，银圆的问世必定会被北元觉察。而且，它本身的“玄妙”，也终究会被忽必烈等人知道。

如果北元同样能造出来这个神奇的“宝物”，那么，他们必然会大赚一笔。所以，在忽必烈的授意下，安童亲自安排，北元也在私下里秘密地极力仿制。当然，这个仿制并非就那么简单，毕竟其中还有些窍门，故此他们到现在也进展不大。

见大汗有些焦虑、甚至有些失态，安童言道：“大汗，钞法之便捷，非是铜钱和金银所能替代，朝廷实无须对此多虑。”

听了他的话，忽必烈又看了他一眼，却没有立即出声，而是很快就将眼神转向了殿外，脸上更有些阴沉。

在好一会儿之后，仿佛向着安童，也好象是和他自己说道：“朕并非是看重这些银钱、铜钱。当年刘秉忠曾告诉过朕，钱阳褚阴，我大元龙兴于朔漠，宜用褚币。若换而用钱，天下必将不靖。”

闻听大汗所言，安童禁不住怔了怔。这种属于上一代秘闻的事情，如果今日大汗不说，即使是他也并不十分清楚。

《新元史》有载：帝尝以钱币之制问秉忠，对曰：“钱用于阳，褚用于阴。国家龙兴朔漠，宜用褚币，子孙世守之。若用钱，天下将不靖。”帝从之。后武宗铸钱，旋废不用。惠宗再铸钱，而天下亡于盗贼。果如秉忠之言。

《新元史》的撰写者如此所写，虽衬托了刘秉忠的神奇，却很可能没有从宋、金、元三朝的历史和经济联系来看事情，因为刘秉忠的这番话更可能是一种托辞。

宋代的重要性之一就在于，它是中国古代从金属货币向纸币转化的一个节点。社会经济的发展，朝廷过去在币制、铸币技术上存在的缺陷，导致它发行的铜钱无法满足整个社会所需，这就是当时纸币出现的主要原因。但这个过程不能不说有点混乱。

忽必烈建立大元朝之后，作为朝廷最基本制度之一的货币制度，无论他自己、还是所有的大臣，都必须要认真地考虑。而严格来说，哪个时候他们只有两种选择：一个用铜钱，另一个是用纸币，也就是刘秉忠所说的“褚币”。

用铜钱的麻烦在于，当时铜钱的主产地在南方。这点您从史书中宋代的钱监分布就可以看出。

不产铜，却用铜钱，这是在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大金朝立足中原后，就存在这个问题，在这里不多说了。）更何况宋代所制的铜钱就根本没有满足天下所需。所以这个选项立刻被放弃，纸币成了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