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同为“三苏”的后人，苏刘义和苏景瞻这对本家兄弟其实还是很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或许可以说就表现在他们的仕途上。
苏景瞻是正经的朝廷科举考试出身，而苏刘义早年的不安分、重武、浪迹江湖，显然没有走这个“正途”。因为如果他是科考出来的，朝廷早已授官，就没必要再成为什么吕氏的宾客。
苏刘义最终踏上仕途，严格来说，与大宋过去的“恩荫制”有关。
宋人为官，必须经过科举考试，这点并没有错。比如宋词大家辛弃疾，即使他名气再大，也必须经此途径。
但宋代还有另外一种入仕途径，这就是“恩荫制”。它又被称之为“推恩制”，或“荫补”。也就是朝廷在一定的时机，授予功臣、高官子弟及亲属，甚至是他们的门客一个官位，以示朝廷的恩宠。这种时机主要有：
圣节荫补。在每年的皇帝诞辰之日。
大礼荫补。朝廷每三年举行的郊祀时有一次。
官员告老退休时可以有一次，这称为致仕荫补。
官员临死前上遗表一次。它又称之为遗表荫补。
从宋代留下来的史料看，功臣死后，推恩为官最多的，可达二十多人。
吕文德是南宋后期驻守荆襄、抵御北元的功臣。他死后，作为他府上的贵客，苏刘义就得到了朝廷授予的官位。
这点其实从这个苏黑手一直担任武职、且吕氏众人投降北元之后，仍把他当自己人、派人来召即可看出。
“苏刘义本吕氏之客，诸吕降，招之不从……”
在杨淑妃和赵昰、赵昺兄弟南逃的过程中，苏刘义与陆秀夫算得上是最先前来“护驾”之人。忠于帝国、自身经历、家世背景，都是他当初在端宗即位后，被授予重要的殿前指挥使一职的原因。
而恰恰又是这个职位，使他后来成为兵部的人当中，与“陛下”最亲厚之人。
因为殿前指挥使的职责决定了，苏刘义是“陛下”在海上醒来后，除了太后、道长、吉安等人，以及当时的行朝重臣陆秀夫、张世杰之外，最先见到的大臣之一。行朝驻跸琼州之后，他一开始又始终“护驾”在陛下的身边。
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结识的先后、相聚是否频繁，本就会对双方的关系产生很重要影响，更何况“别人”还看这个苏黑手有点“顺眼”。
帝国现在的这个“陛下”，本也不是什么循规蹈矩之人，苏刘义又早年“不安份”，浪迹江湖，身上还有些没脱掉的“野性”。因此，这两人不仅颇有点“对路”，且在一起就更随意些。
而“随意”仍然是陛下、哪个来自后世的废才所喜欢的。
因为不需要提过去，仅从眼下来看，自到了这个时代以后，“陛下”的确像陆秀夫所觉察到的那样，将自己“裹的很紧”。
这一是他内心里有一种举目无亲、极其强烈的孤独感。另外就是，一个人处于如此陌生的环境中，即便过去再自在惯了，他个人的行为、举止、言谈等等都会在不自觉的当中受到约束，并不得不加以改变。
一直处在这种很“紧”状况下的陛下，只要有人能让他觉得随意、放松，他与其“亲厚”就再自然不过。
事实上，帝国陛下“宠爱”他的“昺弟”，多少也有这个原因。
就时代而言，苏刘义无论见识、文化程度，都属于很高之列。他忠于帝国、做事还“讲原则”，所以，“陛下”后来又将督军司的大权交到他手上。
苏刘义和苏景瞻无疑都是忠于帝国的，可他们自身存在的差异，却也决定了彼此的想法肯定有所不同。
以大宋的社会风俗，科举考试出来的“士”，其地位远高于他人。但即使是正儿八经的文人，一旦出任武职，也要遭同僚、乃至于世人的轻视。仿佛你职位再高，还是低了别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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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尧咨是如假包换的状元公，他的母亲冯太夫人之所以反对他任武职，原因就在于此。
可虽然母亲反对，陈尧咨后来还是任了武职，因为这毕竟是宋真宗亲自提出来的，他很难违背帝国皇帝的旨意。而他后来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且在外任职屡有过错，几次用刑杖死了人。宋真宗得报之后，仅仅是降了他职，并没有过于深究，怕是也明白其中的一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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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刘义的非“科班正途”出身，在行朝中所任的武职，使他很清楚自己在朝廷有些人心目中真正的地位，尽管他是大名鼎鼎的“三苏”后人。
他和苏景瞻之间的差异，其实已经决定了他绝不可能对陛下抬高兵部众人地位的行为有任何非议，哪怕其中的有些举措大异于朝廷过去的惯例。对此，他内心里就算有吃惊、或稍有不舒服，但也仅此而已。
相反，他的士大夫家族背景、他的家学渊源、他过去的见闻，不仅使他在兵部和文天祥更能探讨和沟通，他与陛下的某种“近”，还让他较早地明白陛下“文武分途”的目的，以及许多胆大包天的举措对兵部和自身所具有的利害关系。
如果从更现实的角度上讲，他现在看重的，还是陛下对整个兵部、以及他本人在地位、权力、利益上带来的改变。
苏刘义和苏景瞻之间的差异还决定了，即使关系再不同于他人，有些话苏刘义也只能对苏景瞻点到为止，不可能全说。因为现在有太多的事牵涉到的不仅是他个人，还有着整个兵部，而他是不能冒整个兵部之大不韪的。
在送走了苏景瞻之后，苏刘义又若有所思地盯着禁军的新军服看了好一会，随即向身边的亲兵下令：“立刻命王道夫将军来见本都。”
此次宋军东下，王道夫和周文英均十分意气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