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皇宫。

偏殿里的忽必烈正看着奏章，这里除了他之外，只有安童和叶李两个人。

老忽很快就浏览完了奏章，看完之后他并没有出声，而是微微闭上了眼睛。

见他如此，安童和叶李都没有说话。

殿堂内很安静，可这种安静没有持续多久就又被忽必烈打破。

“国债和钞行，在朝廷中如何归制为宜？”

安童和叶李迅即相互看了一眼，然后由安童回道：

“臣与叶李计议了一下，朝廷可效仿琼州，于六部之外，再设立一个财部。如陛下觉得不妥，则可于中书名下，设立一个财政司，以求事权之专。”

忽必烈看了看安童，又看了看叶李，微微颔了颔首，淡淡地说道：

“财部之设暂且搁置，还是财政司较佳。”

叶李立刻开口：

“陛下圣明。”

老忽的手指在他的御案上轻轻敲了几下，然后接着说道：

“既然这个财政司的职事已定，其它的就由尚书省来处理吧。”

听了大汗所言，安童怔了怔，叶李则长出了一口气。

北元帝国于至元二十七年（宋景炎十五年），在朝政上实施的最重要举措，无疑就是所谓的“国债”和“钞行”了。这件事虽然没有在朝堂上大肆渲染，但在忽必烈的关注下，私下里安童和叶李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忽必烈对此事的重视，是因为像他这样的人，即便没有叶李这个“高参”、也没有外人给他讲述无耻的“圈钱”伟论，他也不难意识到，让天下人把钱“借”给朝廷、或“存”在朝廷的“钞行”里，对他的大元朝意味着什么。

故此，他不仅异乎寻常地没有让包括桑哥在内的任何人插手，把整个事情全权授予了安童和叶李，就是相关的商议，也多限于他们三人之间。

而安童受任后，则更为此事倾尽了所有心血。

过去的安童之所以对阿合马、卢世荣、包括桑哥反感，是他认为，这些人所实施的举措，多数仍不过是在搜刮、掠民之财。但他的尴尬就在于，他反对也好、反感也罢，作为当朝的丞相，他自己对朝廷的困境却提不出任何相应的解决之道。

然而，琼州的做法打开了他的眼界。

朝廷国用不足，可以向民“借”，只不过要还民以“利”；如此，朝廷从中得其便，民也可就此得其利。

在安童的看法里，相比那个“死胖子”和什么“卢居士”、包括桑哥或明或暗地把钱财“掠来”，琼州的做法真的不能不说两全其美，也更令人称道。

作为一个深受汉家文化影响、且得到过“正统士林教育”的儒门子弟，安童本就对士大夫之流向而往之，而琼州的做法恰恰又是由过去南宋的士大夫们所创立，他潜意识里面的倾向性可以说早已就存在。更何况上述两策一旦实施成功，不仅可以舒缓朝廷的困境，而且还意味着他重掌朝廷中的事权，不再成为某种摆设的角色。因此，无论是从“公”、还是“私”的角度来说，他全身心的投入也就不难理解了。

安童除了遵照大汗旨意命属下继续查证琼州在行的各种做法、收集那个所谓的“大宋邸报”外，还曾特别指令：对琼州的“宝行”和“国债”，务必时刻要留意，一旦其中有任何消息或情况，均不得遗漏，第一时间报送大都。他自己更亲自与叶李等人反复琢磨、梳理琼州在宝行、国债上的各个细节。

但客观地说，安童在此事上的最大助力、就如同当初的桑哥，是有叶李这个“高参”。因为固然安童在用心，而叶李私下里也没少花心思。

叶李这个人是有才的，而且他还属于那种具有实用之学的才子，这是他无论在另一个时空中、还是在这里，均为忽必烈所看重的最重要原因。

历史上在南宋投靠北元的众多官员中，真正为忽必烈所看重、乃至重用的，实际上就一个叶李。其他不过就是一些无足轻重的“散官”、所谓的“江南遗逸”闲人罢了。

不过正因为所谓“江南遗逸”的身份，叶李在许多事上就很谨慎，考虑的也远比安童要更细致。

叶李对安童的提点，主要在两个事情上。

一个是“国债”和“钞行”归属，也就是它们由朝廷的哪个衙门来管辖。这也是忽必烈交代他们所要筹划的事之一。

从已经打探出来的消息来看，琼州的做法是朝廷于六部之外，再设立一个财部。安童就此认为，北元朝廷理应照搬。

但叶李认为不妥，因为按照这个做法，过去的户部势必要纳入到新设立到财部之中，这就就意味着要剥夺桑哥之权。而叶李根本不作此想，所以他提醒安童：

“丞相，以目下之情形，朝廷于六部之外再设立一个财部，恐怕不妥。”

安童看了看他。

“先生的意思是？”

“六部之事已有尚书省在管辖，仓促变更则易引起朝政上的风波。”

夺桑哥之权，依这个所谓“圣僧”的性子，又岂能不给你来事？

闻听他此言，安童不悦。

“先生此言差矣，不如此，难道我等要把此事交给户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