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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杰、刘师勇、茅湘、高桂将陛下迎进了兵部。某人一入作战室,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眼下情况如何?”
高桂急忙回话:
“禀告陛下,军情司已传来最新消息,伯颜一直没有回大都,其帅旗仍在和林。他们所查探到的,是董士选前段时间率军离开了大都。军情司随后已进行了追踪,据查,其一路南下,可以肯定是去了徐州。”
“东南都督府苏刘义再度急报,自北兵将灵璧围困后,现已无法和凌震等人联系。北兵势大,灵璧亟待救援。”
“襄阳当面之敌的情况是,他们除了征集了粮草,兵马均已集结,似有即将采取行动的迹象。”
“此外,今日刚刚收到文相的传书,川中之敌也已有所行动,正向重庆府逼近。”
高桂一口气将所有情况说完,随后和张世杰、刘师勇等人相互看了一眼。他们的眼中均有犹疑之色。
火已经处处被点着了,但到底最关键的燃点在什么地方呢?
某人的眉头顿时皱起。在想了一会后,他忽然怔了怔,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的苦笑。
我们说,自景炎十五年下半年开始,宋帝国兵部参谋院在给军情司的指令当中,主要强调了一条:务必关注和林战后伯颜此人的动向。
这个指令完全出自于某人的馊主意,因为在“聪明”的他看来:如果伯颜开始动了,也就意味着北元要动手了;并且伯颜到了哪里,还意味着北元的主攻方向在哪里。
更不幸的是,他的这个看法还得到了参谋院所有人的认可。
参谋院众人的认可,自然也并非全是在逢迎“上意”。伯颜当年给大宋带来的苦头,兵部参谋院、乃至行朝的绝大部分人,恐怕一辈子也难忘记。
但和林战后,伯颜却始终没有任何动作,一直待在哪里。宋帝国这边的众人就此认为:北元内乱新定,仍需伯颜在草原上震慑。
而就当所有人认为烽火不会马上到来时,景炎十六年(元至元二十八年)开春后不久,元军突然出现在灵璧附近。
这其实是原本早已预料到的事,无论是身在灵璧的凌震、翟国秀、刘俊等人,还是兵部和东南都督府的苏刘义,都没有太大的吃惊。
关键在于,元军对灵璧的攻击,仅仅是他们要夺回灵璧的一个孤立行动?还是意味着他们大规模南下的开始?如果这就是他们南下的开始,又是否是他们的主要进攻方向?
在做出应对之前,弄清楚这些事绝对不是决策上的优柔寡断。战争中的佯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不要太多。
参谋院众人迟疑、没有当即决断的另一个原因,其实和伯颜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也就是他们同样认为,如果把东南宋军的行动看作是柄旋转的锤,那么荆襄就是转动这柄锤的轴。假如轴断了,锤也就落了地。所以,无论如何,在宋军的整体部署上,荆襄是绝对不容有失的。这正是某人当初将最强的江淮军放在哪里的原因。
另外就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现在也认为,北元并无从川中、荆襄、两淮三个方向上全面向大宋开战的实力,只会在一个、最多两个主要方向上,向大宋发起进攻。
正是基于上述的判断,尽管荆襄和两淮都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但更侧重的,仍然是襄阳方向。
所以,参谋院的众人迫切希望在决断之前,军情司能够提供更多、更确切的消息,尤其是伯颜的动向。可杜浒传回来的情况,却始终是伯颜仍在和林,并没有离开。而各地的元军随后也均有了动作,这就给所有人造成了困惑。
但是,听了今天新近传来的这些消息,某人心里已经有点不好的感觉:怕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很有可能已经被老忽“忽悠”了一把。
因为别人或许不清楚,他多少还知道点,过去北元汉军三大“世家”中的董家,与张家、史家最大的不同,不是他们自己曾经有多少私兵,而是他们所领的,是忽必烈身边的侍卫亲军。
这个“侍卫亲军”的前身,是成吉思汗时期的“四怯薛”。“怯薛”相当于“宿卫”,其职责就是护卫蒙古帝国大汉本人。当时分掌“四怯薛”的,就是成吉思汗的“四杰”:木华黎、赤老温、博尔忽和博尔术。
忽必烈上位后,改“怯薛”为“侍卫亲军”,分“五卫”。其中右侍卫亲军首任都指挥使,就是董文炳。
“侍卫亲军”对蒙古帝国大汗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在忽必烈当政其间,只有一人曾经被授命得到过他们的指挥权,这人就是当初领军南下灭宋的伯颜。董文炳当时就率军在其麾下。
那么,如果现在忽必烈的侍卫亲军再次出动,而且是在老忽没有亲征的情况下,除了伯颜,东还真想不出有何人可以得到授权指挥这支亲军。
心思转到这里,这家伙禁不住喃喃语道:
“昭王故技,昭王故技。”
听到他的自言自语,张世杰、刘师勇、高桂等人全看向了这个狡诈之徒。高桂更忍不住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