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女真人可以分为生、熟两种。
努~尔哈赤对关外各部落就实行了统一，和今天一样，当时关外已有女真、鄂温克、赫哲、蒙、汉、回等民族村庄和部落，其中女真各部落按照汉化程度的不同又分为生女真（如完颜部）和熟女真，熟女真就是指汉化程度较高的，努~尔哈赤的部落本是建州女真的一支，也是熟女真。熟女真从历史上来说,也就是唐朝时期的高句丽，后建立的渤海国，唐朝时候渤海郡的边民百姓。他们是全面接受汉化的。注意，高句丽是明末熟女真的祖先，而不是高丽棒子的祖先，高丽棒子是在高句丽灭亡200年后才出现。
而生女真，因为居住的地方离中原较远，所以汉化程度较低，生女真中的完颜部，在历史上建立了金朝，后来完颜部的主体基本上被汉人同化，融入汉族。
努~尔哈赤首先统一的是满洲附近的女真、鄂温克、赫哲各部落，为了军事上的需要，把八旗人户都编入作战体系中，成为最早的满洲八旗，那时在东北还生活着蒙古部落，还有汉人和**的村庄，**哈赤统一这部分人群也都相继编入八旗，从13副铠甲起兵，到6万4千人直至入关时的20万人，队伍迅速扩大。这里面成分是很复杂的,旗人里面有女真、蒙古、汉、赫哲、鄂温克甚至还有俄罗斯人。为了便于管理，入关后,皇太极将八旗扩编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八旗，没有厚此薄彼一说。只有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三旗，统一由清朝皇帝掌握。称为上三旗。其余称为下五旗。
清王室的封建皇权意识极强，对旗人从发型、服饰、言行、实行奴化，旗人刮净头发前部仅留后部梳辨，马蹄袖是效犬马之劳、朝珠是马缰、背上的补丁是马鞍、头上的花翎是马鞭等等。意思就是为皇上效犬马之力。满文发展的时间不长，也是**哈赤借鉴蒙古文创立的。
八旗内部等级森严，分为少数上层的王公贵族和占多数的下层旗人，下层旗人对王公贵族有强烈的依附关系，旗人家属也置于佐领的管束之下。“夫佐领之管所领下人，无异州县之于百姓”。在称谓上，旗人称呼
“佐领大老爷、骁骑校二老爷”
因为旗人本身的组成复杂，既有满洲部落的人，也有蒙古人和汉人，因此清朝初年提出了旗民制度，“不问满汉，只问旗民”，这里说的“不问满汉”，意思是说不论你是来自满洲的人还是来自蒙古或是来自汉地，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入了旗籍，就算做旗人，没有入旗籍的，就是民人。
旗人制度本身是一种奴隶制，下层旗人是上层王公的奴隶，王公贵族又是皇帝的奴仆。八旗军队就是皇帝的近卫军。清朝将八旗军队看成是维持皇权统治的核心力量。清朝初年，在上层统治阶层中，统帅八旗的王公贵族占据主体。上层的王公贵族，成分多是当年被**哈赤收服的各部落的首领家族，或是投靠**哈赤的军队首领的家族，皇帝家族通过与这些家族结亲，形成血缘关系，构成了上层的贵族阶层。王公贵族们本身的民族成分也很复杂，有蒙古人，有汉人，有女真人，有回人，这些贵族家族就是统帅个八旗军队的首领，普通的旗人就是隶属于各自首领家族的奴才。清末的铁帽子王僧格林沁，出身蒙古八旗的王公。康熙的母亲，则出身汉旗的贵族。
1644年清政权入关，把燕京确定为首都，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大致相当于现在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八旗的将士及家眷居住，原来住在内城的百姓，被迁移到京师外城——大致相当于今天崇文、宣武两区。北京的内城事实上一个大兵营，皇城在中间，周围就是驻扎的八旗旗人。
八旗的设置，随后成了清代始终贯彻的制度。它把世代的旗人，严格地圈定在当兵吃粮饷的惟一人生轨道里，禁止他们从事除当兵之外的一切职业，不许他们做工、务农、经商以及从事一切其他职业，这虽然有助于政治基石的牢靠，也防止了旗人与民争利，但是，也造成了创建这种制度的人预料不到的社会难题。
在八旗制度下，旗人的出路只有两条，第一是挑补当兵，第二是有文化的选拔从政当官，此外就成为八旗闲散，靠父兄的俸饷过寄生生活。
从乾隆年间起，“八旗生计”问题愈演愈烈，叫所有的清代统治者伤透了脑筋：旗人“人口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于是，补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越来越多，只好眼睁睁地失业赋闲，成为“闲散旗人”，这不仅导致许多下层旗人日益明显地走向贫困化，还使入关之初异常精锐剽悍的八旗劲旅，渐渐失去农商技能，滋生了惰于劳作、荒于嬉戏的积习。到了清末，由京师八旗贵族、军官、士兵、苏拉、家眷等等所组成的人们共同体，总人数已多达60万左右，社会上习惯以“旗族”来称呼他们。在京城“旗族”人丁日趋繁盛的情况下，“八旗生计”的问题对于走投无路的穷旗人们来说，已经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清代中叶以后，一般的旗人生活上日益贫困。清人周洵谈到成都驻防旗人“多有数支子孙共食其祖遗之一分马甲者，至……前清中叶以后，穷褛不堪者居多，因房屋为官给，甚有摘拆瓦柱，售钱度日，仅留住一间以蔽风雨者。”咸丰十一年，成都将军崇实任内甚至采取筹款施粥的方法拯济八旗孤贫。由于生活贫困，不少八旗闲散一生无粮饷收入，贫不能娶妻生子，严重地影响旗人人口的增长。从康熙六十年到光绪三十年(1721一1904年)一百八十三年之内，成都旗人的人口约增长4.2倍，同期四川省人口增长24.1倍。当时的精锐部队健锐营八旗还是护军八旗都感到日趋艰难。流传的一曲旗兵歌谣为证：“今晚月儿怎么那么高，骑白马，跨腰刀。腰刀快，剁白菜，白菜老，剁皮袄，皮袄厚，剁羊肉，羊肉肥，剁毛贼，光着脚丫上八旗，没马褂干着急，当了裤子买炕席，豆汁饭就萝卜皮儿，看你着急不着急。”
清朝末年，旗人之间长期的通婚，共处，旗人逐渐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当时有人提出了旗族的概念，清亡后，再也没有了旗民之分，昔日的旗人和民人大量的通婚融合，后来这些旗人的后裔，被称作满族。
这就是满族的由来。一个民族，总是以某种纽带作为判断标准。大家都知道汉族是以文化作为纽带，犹太人是以母亲血缘和宗教作为纽带。满族的纽带不是文化或是血缘，而且八旗，只要是昔日旗人的后裔，就是满族。旗族本身是八旗内部蒙古汉回女真各民族成分融合的一个民族，满族则是旗族进一步跟其他的民人融合的产物。
我谈这些，是针对国内的一些存在狭隘的历史民族偏见的大汉族主义者。有人说清朝是民族压迫，满族压迫汉族。我认为这个说法不确切。
若说民族压迫，元朝的四等制和日本占据朝鲜和台湾时期的分等制是符合条件的，那是以民族归属为标准，将人民划分成不同等级的集团，高等级的民族集团在整体行为上对低等级的民族集团存在欺压关系。高级民族比低级民族享受更多的权利。
但是清朝不同。旗人集团并不存在整体上对民人的压迫关系。要把上层旗人集团和作为前者的奴隶的下层旗人集团分开来对待。旗人本身的身份并不能享受特权，只有贵族爵位和高官阶才能享受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