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二年九月初一，乾东五所之二所。

汤若望很是恭谨的坐在炕下的宫凳之上，丝毫没有懈怠，脑子里飞快的旋转，思索如何给面前的提问者一个满意的答复。昨日刚刚“奉旨校阅八旗”回来的弘毅，也是做在炕上一脸正色，等着自己期待的那份答案。

“贝勒爷，这火炮、鸟枪以及火药的造办工艺，中国也有描述，而且也是详尽，如前明儒将茅元仪所著《武备志》中《军资乘》就有关于配制火药和造用火器的论述。不过于细节之处还嫌太过笼统，现如今火器制造也依赖于工匠师徒之间言传身教、口口相传，所以在性能上的确不如西洋精确到位。”汤若望终于开口说话。

“嗯，老玛法说的很对。如此说来，要是将西洋化学等学科尽早引入中国，引领标准化制造，可否？”弘毅点头称是，继续问道。

“化学？标准化制造？”汤若望重复了两个自己没有听说过的名词。

“嗯，呵呵，化学就是chimiques！至于标准化制造嘛，估计现在的欧罗巴各色语言中也买有这个词汇呢！你只要记得我大清火器制造，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无论是在火药配置、枪管炮筒铸造，还是零件打磨，无论换了哪一个工匠来造办，出来的火器都是一个样子，而且，从任何一件火器上取下任何一个零件，都能在另外任何一件火器上使用如常，这就是标准化制造！”

对于“化学”这个专用名词，弘毅适时来了一句法语，要知道，作为国际政治专业的本科生，在校期间曾弘毅可是自学了不少法语作为“二外”，个别单词实在是不在话下。

“哦，奴仆明白了！”汤若望虽然心下又是一番大大的惊奇，但也是见怪不怪了。天主的使者，任何奇异都是自然。

“我看，你可以将在华的诸多教士详细排布，看看有没有善于教习的，请入京师，在火器营官署设立火器教习研究院，然后在京师八旗子弟中招募数十名聪敏灵巧之学童，按照西洋学校的模式，从数学、化学、物理、天文、气象等等基础常识开始入手，慢慢教授，假以时日，可以成才。”

“这些科目，奴仆还有些不明所以……”

看到汤若望一脸的茫然，这才提醒弘毅，自己刚才说的这些个名次，都是数百年之后西学东渐以来才形成的，很多还是借鉴了日语词汇，也难怪汤若望不知所谓。

“哈哈，是我疏忽了，这些课程分别是……”弘毅有些费力的凭着扔了十多年的大学英语六级词汇量勉勉强强翻译了一遍，摸着脑门上的汗水，弘毅格外思念学英语口译方向的小艾了！

“哦，奴仆有些明白了！”

“老玛法，其实你在前明时就编纂了那一本重典，叫做《火攻挈要》，也可作为火器教习研究院的基本教材，只是还要不断更新，不能比欧罗巴最新技术差距太远！还有你的那本《坤舆格致》，也可作为地理、冶炼两科的教材来用。呵呵，老玛法的著作等身，实乃是大清之幸呀！”

“奴仆谢过贝勒爷信赖！”汤若望已经有些得遇知音的感动了，泪眼汪汪的回道。

“不过，大清入关之后，老玛法为何再也没有什么著作面世了呢？”弘毅突然话锋一转，竟把汤若望问的神情恍惚起来。

“老玛法可知道明末教士熊三拔[1]为何被徐光启[2]所诟病吗？”弘毅幽幽说道。

“啊！奴仆绝无自得之意呀，还请贝勒爷明鉴！”汤若望十分着急，差一点就跪下了！

原来，明代传教士在中国输入宗教和科学，传播科学并不比宗教少，因为中国人需要科学知识，只谈宗教不能得到士大夫的尊信。清代前期的传教士却很少谈科学（除一些天文历法），这是因为汉人不敢接近西洋人，传教士失去士大夫的支持，宗教也就遭到满族统治者的压迫，不能像明末那样顺利发展。而在当时来华的传教士的科学素养并不比明朝中国的学者高明多少。

16世纪欧洲思想界的主导因素依然是神学，科学依然处于裨女的地位。耶稣会兴办教育的目的也只是让传教士掌握必要的知识以论证上帝的存在。《几何原本》的传播就是很好的例子。《几何原本》最为精彩的地方就在于它严密的逻辑体系，传教士学习《原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种形式逻辑运用的宗教论证中。在传教士眼里科学仅仅只是一种感悟上帝的手段。

明代的传教士利玛窦[3]，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正如他在《中国札记》中所说:“于天主教的信仰奥秘相比，那（科学）真是雕虫小技而已。”

利玛窦之后，另一位中国教区的会长龙华民，甚至直接把科学排除到传教士的言行之外。可见，传教士对科技的认识远远没有达到徐光启的水平。利马窦死后，澳门教会当局借口应以传教为根本，不准传教士散播科学。当熊三拔在徐光启要求合译《泰西水法》时就表现出心不在焉，使徐光启很不满意，说“可以窥见其人”。利玛窦的成功经历，使传教士们认识到，要想在中国传教成功，必须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并尊重中国人敬天、祭祖、祀孔的礼仪习俗，而“最善之法莫若以学术收揽人心”。于是来华传教士大都是当时西方的饱学之士，在科学上有着较高的造诣，以宣传西方的科学文明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然而在满清统治下，“从1644年到1663年，汤若望再没有创造性的著述。”【语出尚智丛所著《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