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着两位好友征询的目光，何心隐慷慨激昂地说：“当世所谓之儒者，多有二病，一曰穷理而不博学；二曰闻道而不为善，不足以为人师表。至于科举之士，一年到头只知舞弄八股，此外万事皆是懵然不知；再者彼一心所望，无非‘利禄’二字，名教礼法于彼不过是一块遮羞布而已，焉能指望他们传承文明教化？如今天下滔滔者，无非此辈！惟是传承文明教化，乃千秋之事，岂可无人承担！我辈士人君子当上承圣贤之教诲、先哲之智慧，积之蓄之，教之育之，传之学之，不但有用于当世，亦为千秋万代存一文明教化之真脉。如此，方能使我中华之文明教化昌明鼎盛，绵延万代而不朽；方不负七尺昂藏，一身学识！”

何心隐越说越激动，洪亮的声音在船舱中嗡嗡回响。同时，他站了起来，也不再看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而是将目光投向了窗外，迎着漫天飞舞的风雨，坚定而自信地说：“孔圣人终其一生，门徒三千；我何心隐今生定要授徒三万！”

张居正怔怔地看着激动得难以自持的何心隐。令他惊谔的，不只是何心隐此时此刻表露出的非凡自负――他是天下闻名的狂生，“不恨吾不见前贤，恨前贤不见吾狂！”是他一贯的作风；还有他所决心选择的那条道路――广建书院，讲学四方。

书院之制，盛行于宋元，宋朝之时书院林立，其中有名的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石鼓书院、嵩阳书院等，经常有当世大儒、士林名流常住讲学，四方学子闻风而来，为传播知识、传承文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书院盛名传诵一时。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元末明初改朝换代，这些书院后多毁于战火之中，不复有往日之盛。

明朝开国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教育，建立了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一整套教育机构，确定各地各级学校的生员数额，由朝廷派官管理，学政巡回督查，只要是入学的生员，哪怕一辈子都考不上进士，照样享受国家的廪膳，还豁免赋税，凭这些优惠条件，朝廷将天下的读书人都网络到官学之中，接受正统的科举应试教育，重视素质教育且要自己承担生活费、学杂费的书院因此没落了近百年。

到了宪宗成化年间和孝宗正德年间，明朝已进入由盛转衰的中期，官学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那些官学的生员把学习看作是科举出仕的唯一途径，只注重八股时艺，沉湎于科举，追求功名利禄而忽视了道德修养，以至于缺乏政治理想和良好品德，一旦为官，便结党营私，腐化堕落，成为被真正的士人君子所不齿的“衣冠蟊贼”；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官学生员数额毕竟有限，以最基层的县学为例，小县只有十人左右，大的在籍学生也不能过三十人，由于僧多粥少，导致入学门槛极高，除了考试严格，少不了还有诸如请客送礼沾亲带故等等营私舞弊的猫腻，堵塞了寒门士子的求学之门，更将官学变成了藏污纳垢、玷污斯文的肮脏之地。

正是因为官学有着种种弊端，书院便应运复生。比之官学，大部分的书院倒颇有圣人“有教无类”的意思，只要能掏得起束修，谁都可以入书院求学，以至于许多渴望进学读书却又请托无门的平民子弟趋之若骛。尤其是创立船山学派的王阳明，创立甘泉学派的湛若水等一代大儒，都于武宗正德年间效法朱熹，广建书院，向众多慕名而来的学生传授学问，批判程朱理学，宣传他们的6王心学，使得心学大盛于当时，书院更由此勃兴。

也就是说，何心隐所选择的这条道路，也是许多前圣先哲如朱熹、王阳明等都曾走过的路。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哪位学富五车的读书人不想将自己的道德文章、思想学说传诸生徒，成为桃李满天下的士林领袖？可是，在张居正看来，当此乱世，北有蒙元虏贼虎视眈眈，南有倭贼海寇为祸日盛，即便不说靖难大业，国家也是积弊重重，危机四伏，他们这些素来为社稷根基，并以家国天下事为己任的士人儒生，是没有权利，也没有可能这样做的，眼下最迫切需要做的，先是富国强兵，再造大明中兴，舍此之外，都是细枝末节，都是缘木求鱼。

但是，所谓知易行难，“富国强兵，再造大明中兴”说起来容易，如今该做些什么，又该如何去做，他却一概不知。此外，近年来阳明心学在士林中隐隐成势，读书人若不会口头上绉几句6王心学的语录，就会被人瞧不起。各地兴办的书院纷纷聘请精通6王心学的人去讲学，固然赚了大把的银子，却教唆得众多青年士子无心科举，只顾着标新立异，抨击时政，不但惹出了不少麻烦，而且引得一些固守程朱理学的硕儒多有不满，两派时时论战不休，倒在士林中制造了不少矛盾，令一向对这些无关社稷苍生的玄谈奇论不感兴趣的张居正万难苟同。因此，对于何心隐的理想，他只能报之以敷衍的微笑，不做任何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