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这个建议比初幼嘉原本打算的遁入空门，自求解脱无疑要积极得多，也合理得多，他似乎颇感兴趣，一路上与何心隐热烈地讨论选择何处风景优美的名山胜地开办书院，请哪些当世理学心学大家来院讲学等等诸多问题，并为之争论不休，幸有张居正时时充当和事老，两位未来的书院山长才没有在他们的书院还未建起之时，便因意气之争而分道扬镳。

在与何心隐争论的时候，初幼嘉不慎说漏了嘴，说曾在顾?那里看到过朝廷刊印的《民报》，上面说朝廷如今在京师兴办国立小学，收容孤儿入校读书习字，由朝廷遴选年高德硕、办事稳重的举人、秀才为老师，并提供廪膳；还颁布了命为《兴学新政》的诏令，要求全国大办义学，由各省府州县动员本地缙绅之家捐资兴建学堂，招聘教习为幼童蒙――他清楚地记得诏令上说：“凡各村社钱无论按地、按粮，公田存款，每年提出若干，先尽义学经费。大村设学一，中村则两村合办，贫瘠之村则数村并办，畸零不成村者就近入学。各州县牧民之官当邀集乡绅社，悉心筹议，各就本地情形酌情举办。城中无社钱者，由官筹建，先为创行，其如何设塾、如何延师，开列规条，供各村仿照……”

偷来的锣鼓敲不得，他竟在身为新明朝廷职官的何心隐面前说起《民报》之事！张居正心里不免有些忐忑不安，却听何心隐摇头叹息着说，这正是他百思不得其解之处。论说如今在北京垂拱九重的皇上既然一意孤行地推行凌辱士林的官绅一体纳粮之法，足见他根本未把士人君子、乃至文明教化放在眼里，却不知道他为何又大办教育，还提出了“文教兴国”这样的圣训，若说只是为了收揽人心的欺世盗名之举，未免失之苛刻，但他究竟是何用意，就无从可知了。

张居正心眼一动，问道：“柱乾兄也曾看过《民报》？”

何心隐面色微微一红，随即就坦然承认，并从随身携带的书箱的最里层翻出一叠《民报》，说是新明朝廷上下早就知道朝廷编印《民报》一事，也知道这是朝廷攻心之计，已将之列为**，照理他是看不到也不能看的。不过，某日在三山街书坊闲逛之时，一个相熟的坊主悄悄卖给了他几份，因是商人从北方偷偷带过来的违禁品，被官府查抄出来要依律治罪，坊主担了天大的风险将之翻刻，因此，每份《民报》竟要了他半钱银子。

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拿过来一看，果然字划不如官府刻板那样清晰，也没有他们曾看到的若干插图，可见书坊翻刻之时只求快和省事，质量就无从保证了。

对于朝廷大办义学之事，何心隐颇有微词，一是开办的学堂虽与私塾一样，都以《百家姓》、《三字经》等书为蒙教材，却还开设有算学、格物等课程，女子学堂竟然还教习女红、医护等事，这等旁门左道岂能等大雅之堂？以此种义学培养出来的士人学子，如何能潜心研习四书五经，专注于春秋大义、圣贤教诲？更不用说浸淫于秦文汉赋、唐诗宋词，倡我中华之文明教化？二是兴办义学向来由各宗族自办，宗族的祠田收入为办学之资，不足之数由宗族中的富户分担，如今改由官筹建，难免一些操行不端、贪鄙成性的官员会趁机中饱私囊；三是各宗族也未必情愿掏钱粮让别人家的子弟入学读书，那些州县牧民之官为了逢迎圣意，定会强行摊派，难免引起民愤……

这些小事暂且不论，最让他觉得匪夷所思的是，朝廷居然还标新立异，明令创办旷古闻所未闻的女童学堂！虽明令习学之书以太祖高皇帝御制《女训》为主，但仍有种种弊端，要者有二：一是自古女子无才便是德，读书识字只为粗通文墨，何需专门进学堂读书；二是学堂执事、教习皆为男子，有碍男女之大防，还是在自家延请年高德硕的塾师为宜。

不过，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何心隐也坦然地承认，广办义学之事乃是“昌德之举”，若非南北交恶，战乱不休，他真想去京师看一看新开办的国立小学究竟是何等模样……</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