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那些勋臣贵戚和驻扎在徐州的靖难军统帅部三位正副统帅是典型的悲观主义者，他们对于战略态势的判断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朝廷之所以没有急于倾师南下，不是象他们以为的那样“有阴谋”，而是实在腾不出手。究其根源，还是因为明朝有个从不拿自己当外人的好邻居――鞑靼。

这还要从嘉靖二十四年年初鞑靼求贡一事说起。

过了一个君臣和睦其乐融融的春节，正月下旬，朝廷接到大同军镇急报：鞑靼酋俺答递交了求贡书，并派其次子黄台吉为使，带着总人数三百多人的使团要入朝纳贡。

由于明朝以天朝上国自居，长期坚持“薄来厚往”的外交政策，蒙古各部随便赶上百十来匹赢瘦病马送到北京都能换到一大堆的东西。因此，在双边关系正常化的那些年份里，蒙古各部朝贡的积极性都很高，每年总要来上一两次，而且每次朝贡总是拖家带口一来就是几百上千人，白吃白住几个月也乐不思蜀，往往前使未去，后使又来。摊上这样热情的战略合作伙伴，明朝也没有办法，只能打肿脸充胖子，好吃好喝伺候着，临走还送上丰厚的回赠礼物，象这种掏钱买和平的“金援外交”、“凯子外交”，还美其名曰“优抚远人以示羁縻”。正统年间，因招待费、差旅费过高，搞得朝廷苦不堪言，权阉王振下令核查贡使人数，并违反惯例削减马价和回赠的礼物，双边关系急剧恶化，还引了差点令大明王朝“gameover”的“土木堡之变”。

不过，往年蒙古各部朝贡总在四、五月份，这次突然提前到正月里，自然不会是因为俺答虽然生在茫茫的大草原，却和元太祖忽必烈一样，对中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因而很懂礼貌，并且知道春节是中原人最注重的一个节日，所以就热情地派出使团给明朝道贺送礼――要真的这么简单就好了，再讲礼节也没有这么殷勤，十冬腊月，关外滴水成冰，黄台吉贵为王子，怎么可能为了送上百十来匹马就冒着严寒，千里迢迢地出使明朝呢？

去年十一月，鞑靼军队久攻北京未克，大同又被明军收复，担心后路被断导致全军覆没，就向明朝求贡议和。斯时明朝京城刚刚生了薛陈谋逆之乱，朝局动荡，人心惶惶，既无力也无法专心抗敌，朱厚?想答应议和却拉不下面子，就让内阁商议。内阁那几位比猴还精的阁老哪敢在这比天还大的事情上帮皇上拿主意？纷纷上疏恭请圣裁。就在君臣玩心眼相互推卸责任的时候，荣王阿宝突然入朝，带来了江南叛乱的消息，明朝上下迅确立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方针，内阁大学士、礼部尚书严嵩奉命出使鞑靼军营，各有苦衷的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和议。

依约退出塞外之后，俺答没有了生命之忧就开始算账，现得到的那点赏赐还不够支付这次纠结各部出动二十万大军大举进攻的军费开支，觉得被明朝忽悠了，这时又得知了明朝江南叛乱的消息，也就不忙着解散各部联军，而是屯兵于关外，随时准备趁火打劫。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月底，俺答率领休整了还不到一月的大军进抵大同城下。大同守军坚城不出，并利用天寒汲水浇城，整个城墙蒙上了厚厚的一层冰，不但坚固无比，更滑溜溜的无法攀登，俺答一看就傻眼了，连试探性的进攻都没有做直接撤军走人了。

尽管最终没有爆边境冲突，但此事还是引起了朱厚?及满朝文武的高度重视，更在朝野上下引起了一片恐慌――大同城中目前只有原属李玉亭的部众，不足四万兵马，难以抵挡蒙古大军的大举入侵；而自大同至北京沿途各处城池关隘已在鞑靼南侵之时被焚烧或捣毁，一旦大同不保，蒙古铁骑将会长驱直入，再次进犯京师。因此，许多大臣纷纷上疏朝廷，建议将新近编练成军的禁军一部调往大同，补充边境守备力量。

在一片恐慌声中，只有兵部尚书曾铣对此不以为然。他曾在三边驻守多年，经常与蒙古各部交手，因而熟知敌人用兵习惯，给朱厚?分析说，鞑靼快熬不住了――时值隆冬，关外飘着鹅毛大雪，道路上都结了厚厚的冰，马蹄踏在上面都打滑，还怎么保证机动性？通常这个时候鞑靼各部军民都应该窝在帐篷里煮茶越冬，俺答却强令他们屯兵在异域，并违反常规于冬季用兵，肯定是内部战、和两派整日在俺答面前争吵不休，俺答不胜其烦，也有了回军之意，但他还想再试一次，能捞一把当然最好，若是捞不到什么好处，他们自然会罢兵求和。因此没有必要调动禁军增援大同，以免打乱了整军操练的全盘计划。大同重镇兵力稍嫌过少也是实情，可就近以各边镇兵马补充，也可自行招募流民投军……

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朱厚?采纳了曾铣的意见，一方面抽调宣府、蓟辽等镇少量兵马加强大同镇，严令各边镇加强戒备，各处军镇卫所加紧督率军民百姓整修城池关隘，一方面继续有条不紊地加紧编练禁军。果然不出曾铣所料，刚过完春节，俺答就装做没有大同那回事似的，按照此前和严嵩的约定，派人向大同军镇递交了求贡书，还迫不及待地派出了贡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