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自从经历了耶律楚材的上课，从窝阔台时代起，就已经开始起用汉臣。但是，汉臣们的地位并不高，他们只是蒙古帝国的工具，地位还比不上西域的色目人，只能排在第三位，充当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僚属。哪些色目人跟着蒙古人到中原来又干吗？还不就是捞钱，这就与一些儒生产生了矛盾。

咱们的有些儒生，还是有远大志向的，他们始终抱着儒家的宗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在这片东亚的土地上，这个“国”、这个“天下”，到底是谁的，儒生们经常按他们的需要来解释，自己也经常把它弄得很混乱。

姚枢就属于这类人中间的一个，他字公茂，原籍柳城，生长在洛阳。窝阔台为汗时，由他人保荐，当了燕京行台的郎中。但他很快因不肯与上司同流合污，而弃官退隐于辉州(现河南辉县)。“时牙鲁瓦赤行台，惟事货赂，以枢幕长，分及之。枢一切拒绝，因弃官去。”

不久，忽必烈听到了他的名声，就派人把他请去，“世祖在潜邸，遣赵璧召枢至，大喜，待以客礼。询及治道，乃为书数千言，……世祖奇其才，动必召问，且使授世子经。”这个时候，蒙哥还没有登上汗位。

姚枢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在忽必烈登上帝位的过程中，至少两次给予老忽极其重要的指点。

宪宗即位，诏凡军民在赤老温山南者，听有世祖领之。世祖即奉诏，宴群臣，酒罢，遣人止枢，问曰：“顷者诸臣皆贺，汝独默然，何耶？”对曰：“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赋之阜，有加于汉地者乎？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异时廷臣间之，必悔而见夺，不若但总兵权，供亿之需取之有司，计之上者也。”世祖大悟，曰：“此吾虑所不及者。”乃以闻，宪宗从之。

姚枢清楚地知道，虽然中原久经战火，民生凋敝，但如果论蒙古帝国所辖疆域的富庶，这里还是第一。他更明白，那帮人到这里来，大部分不是为了什么治理天下，而是搜刮财富来了。忽必烈把这一切都揽在手中，别人会不眼红？还不如只抓军权。儒生们不是不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要不然他们怎么会一直压制武人。他告诉老忽，为了将来的大业，现在做人要低调。

从这里完全可以推断出，这个时候，儒生们已经在帮忽必烈谋划如何得到帝位。姚枢的担忧，不久就得到了证实。

蒙哥即位的第六年，忽必烈在汉地已经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力，他也掌控了天下更多的资源，而且他还大肆重用儒生，这就必然导致了一些蒙古贵族的不满，同时也使蒙哥有所警觉。

元史记载：或谗王府得中土心，宪宗遣阿蓝答?大为钩考，置局关中。以百四十二条钩考经略宣抚司官吏，下及征商，曰：“俟终局日入此罪者，惟刘黑马、史天泽以闻，余悉诛之。”

蒙哥所谓的考察各地官吏，主要是考核汉地的，甚至连随军贩运的商人也进行，而且一旦找到碴，除了汉军的两个元帅，刘黑马、史天泽需要上报，其它的可以就地诛杀，这显然是要对付忽必烈。

世祖闻之不乐。枢曰：“帝，君也，兄也；大王为皇弟，臣也。事难与较，莫若尽王邸妃主自归朝廷。疑将自释。”

忽必烈不高兴是肯定的，可能还很愤怒。但姚枢劝他要低头，不仅如此，还要他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回到草原，以表明自己决没有贰心。这在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例子？有。项羽和刘邦的鸿门宴就写在书上，姚枢知道。

世祖初难之，后思之数日，乃谓枢曰：“从汝，从汝！”时宪宗在河西，闻之不信曰：“是有异心，”曰：“来，诈也。”及世祖见宪宗，相持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罢钩考局。

忽必烈开始还拉不下脸来，可是经过反复权衡，终于放下身段，携全家至草原。他的做法，蒙哥还开始不相信，可是等忽必烈真的来了，结果亲情战胜了理智，连老忽的辩解都没听，直接就把钩考局给撤了。

我们的儒生，聪明得很，他们知道什么叫活学活用。

如果你认为姚枢不过是帮助忽必烈谋图帝位，那么你再看看元史中的这条记载：“枢又请置屯田经略司于汴以图宋；置都运司于卫，转粟于河。”您千万记住，这个富有远见的姚枢，同样有宋人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