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伯颜，朕又要劳烦你了。”

伯颜则毫不迟疑地一躬身。

“大汗所命，臣责无旁贷。”

忽必烈如此的迫不及待，是他清楚的知道，有些事必须要自己来解决，可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这也正是他驾临草原的另一重要原因。

让他更无法忍耐的是，自赵昰于琼州崛起以来，在他和这个小儿的交锋当中，他屡屡落到下风。或许在此期间如果没有乃颜、海都等人的“干扰”，他可能心理上还能平和些，但当赵昰一而再，再而三的“落井下石”时，他心中的怒火就真的无法抑制了。

他的这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伯颜。

因为不同于其他人，伯颜并没有被某人的庞大计划所吓倒，相反，在他看来，这个谋划不是不能破解。只要北元集中力量击破襄阳的当面之敌，顺流而下的元军，将直接威胁沿运河前出的宋军后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除了迅速后撤，根本没有任何其它选择。

事实上，有着当年领军南下经历的伯颜，的确更倾向于从荆襄下手。因为他还认为，如果首先击破了荆襄之敌，再顺流而下灭掉东南宋军，赵昰小儿前些时候所整的热闹，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

可忽必烈的急、他的无法忍耐，使得伯颜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是接受了忽必烈出兵东南的计划。

伯颜知道他的大汗无法容忍赵昰威胁到他的“腹里”，甚至就是他自己，同样无法容忍过去的手下败将现在挑战到家门口，并且他还不能说忽必烈的盘算没有针对性。

因为宋元在荆襄的对峙，于事实上对双方都形成了牵制，在这种情况下，谁在东南之地取胜，谁就会先腾出手来。反过来，失利的一方势必在荆襄地区陷入独木难支的不利境地。

但伯颜是真的没有想到，二次领军南下的他，在灵璧遇到了一个“钉子”。

事实上，无论在宋、在元、还是曾经的大金，灵璧都属于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城。所以在忽必烈和伯颜原本的计议中，元军将迅速拿下此地，扫清障碍，越过淮水南下。可恰恰就是这个小城，却“钉”住了元军南下的步伐。

（后世史书对此的记载是：“景炎十六年灵璧之困，北兵虽历时四月有余，未能寸进。”）

对所有参与过灵璧之战的元军将领来说，灵璧城防给他们最深的印象，不是它已得到整饬的城墙，而是城外两道既宽且深的护城河，以及密密麻麻散布在地表上的、形如鹿角的凸起障碍物。

在这个时代的攻城战中，攻城方首要的一点便是快速接近城下，如此才能对城上之人形成威胁，并进而打破更重要的城墙防守。

而“狡诈”的对手显然非常了解这点，所以他不仅不惜费力地多挖了一道护城河，尽可能多地设置了障碍，且还将这两道护城的堑壕全都置于自己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

更让元军没有想到的是，在灵璧的周边范围内，所有的百姓全都消失的无影无踪，如此就造成了元军仅仅是填壕，也付出了超出想象的代价。

当时的他们、包括伯颜肯定不知道，后世的史书对此同样有记载:

“（刘）师勇禀宋主，伯颜其人，极为狠毒，每攻城常役百姓为前驱，故常州为其所下，实不可不查也。”

伯颜并不畏惧攻城，就像他当年曾力克刘师勇守卫的常州城。但当灵璧拖住了他大军的脚步，使得己方丧失了南下的突然性，并且攻城还遭受了出乎预料的损失后，他就不能不重新考虑原先的计划了。

这时候，“打援”就成为他的选择。

只要击破援军，无论灵璧是否难以攻下，它终将在围困中陷落。并且围点打援不仅更能发挥蒙古骑兵野战的长处，同样能重创东南的宋军，以后仍可以继续南下。

只不过这样做并不符合忽必烈当初的愿望，所以伯颜的心中有着些许的迟疑。但是，和董士选的对答最终让他定下了决心。

伯颜随后除拟了一道密奏报往了大都，同时向所有将领下达了一个简短的指令：

“筑围，困城。”

攻城方在这时代外围所筑的高垒，既可以阻止守城方弃城逃窜，同时也起到隔绝城内守军与可能到来援军呼应的作用。

伯颜已经在为即将的打援做准备，不过他不知道的是，此时有人正到处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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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思右想，最终还是放弃了守城战，不过可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抗战后期的衡阳保卫战，是二战期间少有的坚持了四十多天的城市保卫战之一。当时的中国一万七千守军只有少量的火炮，对抗的是拥有重炮的十万日军。双方的力量悬殊之大，可想而知。

日本人在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攻城之后，就再也打不动了。而守军所凭借的，主要就是手榴弹。

所以在书中所处的时代，如果真有手榴弹，只要有顽强意志，守下来并不是多大问题。

二战中最著名的城市保卫战，当属前苏联的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保卫战，不过衡阳保卫战的可贵之处，是它与前两者相比，完全没有来援。从这个角度说，它略有点遗憾的结局，责任并不在当时的军人，而是上层了，否则必将成为极其经典的战例。